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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南渡北归-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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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以对付美军对本土要害的致命打击。占领中国西南地区独山的日军,遂成为一支流浪于异域的孤军,不得不放弃独山,撤出黔东南,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正如日本战史在总结“一号作战计划”最终失败所发的慨叹:“决心之下,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惜我军已成强弩之末,终致功败垂成。”'43'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和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青年军的解体,大批有志爱国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有道是,天机可测,命运不可测,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内战不可避免,总会有人要为此埋单,或以鲜血,或以生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当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后,国民政府在原军事框架的基础上,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随着天空翻腾的乌云最终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青年军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啸、人头乱滚的战场,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争夺战。——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被俘。当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注释

'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9、16'《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台湾《军事杂志》,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期连载,1968年。

'4'《蒋介石秘录》,第九卷,古屋奎二著,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5'毛泽东《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2日。

'6'《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蒋介石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古屋奎二编撰,转引《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4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1、12、14'《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

出版。

'13、17、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5'《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出版。

'21'此处所记中日双方伤亡数字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五)。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悬案。大约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撰《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引自《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

另据葛先才在他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中说,城破之后,第三师周庆祥师长与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战,乃敌能杀我,我能杀敌,方称为战。如今处境,则不能称之为战,因我完全处于被动挨打被杀之地步,即将失去杀敌之能力。”后经与方先觉商量,决定与敌有条件地打成停战协议,于8日12时双方停战,军长、师长与参谋长作为人质,被日军带往一座天主教堂内囚禁起来,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动走出衡阳星散而去,敌人未作追杀。衡阳失陷后,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在各军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借此敬悼。衡阳失守3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特务人员把方先觉秘密接走,其他将领被日军转送到“联湖书院”囚禁,并有一排武装士兵看管。4个月后,在中央情报人员和地方人士冒险营救下,葛先才等几位被囚将领全部逃脱回到重庆。1944年12月12日,方先觉于衡阳逃脱后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蒋似乎忘了当年“不成功便成仁”的电嘱,方也不再提当年那“来生再见”的电文,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陈孝仪总编)之后,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5位衡阳脱险将领相继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据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举行,10日上午会上,“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既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大会不信任主席团事,略加解释,并责备乔鹏书态度不当,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遥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其后指示本党今后工作方针与党员活动方式”(《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蒋介石之命赴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据推测,可能是日本第十一军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未判罪,能得以寿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

'22、2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据该文发表的数字,日军衡阳之战死伤亡共计19381人,内含军官910人(死390人,伤520人)。

'24'《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冯友兰自述》,271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当年联大同学加入国民党青年军后,经过短暂培训,大多数作为汽车驾驶员在印缅公路上奔波,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有切身体会。据《联大点滴》说:“联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转《闻一多年谱长编》)

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战前的清华园由于环境与政治气候关系尚未全部显露。到了西南联大时代,空间缩小,人事纷争增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尖锐与集中起来,冯友兰的人格缺陷就暴露无遗。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处于自身名利的考虑,说一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台湾马逢华曾说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WhateverDaisenSays,itgoes;Whateveritgoes,ChisenSays。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陈)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载《传记文学》52卷6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冯友兰的性格与人生哲学。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言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版)其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据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毕业生、台北工程师王若奂《同济校友对国家的贡献》,打印稿。

'29'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30'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载《独立评论》,第十三号,1932年8月14日。

'33'原载台北《时代追忆论文集》,转引《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局面后,建立了元朝,继而组军南下,兵锋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临安。1275年,南宋守将贾似道统率的13万大军被元军歼灭,朝廷再无兵可用,首都临安危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立即应诏从命,在两三个月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勤王”队伍,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员朝廷命官中,带兵勤王者只不过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国运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势之危急,令人顿足扼腕。

1276年2月,临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张世杰等将领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廷转战于东南沿海地区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兵击败,只好退至广东,坚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残军,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元军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元大将张弘范将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张弘范乃强迫就范。文天祥答应后,写下了著名的篇章《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张弘范读毕,暗自摇了摇头,只好作罢。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诱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梦炎以“现身说法”劝降,未果。为对文施压,元朝廷将他囚禁在阴暗潮湿、老鼠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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