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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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比17 世纪明清过渡时代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这些宗教设施和商业设施中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中国人，这些人是共和国新兴的社会成员。他们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因为条约中治外法权条款规定，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佣人，除非通过他们自己的领事渠道外，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样，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保护了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免于军阀的蹂肺。同时，正像玛丽？ 赖特教授说的：“外国太上皇的地位既辱污又激怒了中国爱国者，但同时给了他们效法或者避免的范例。’；
总而言之，军阀行径是一种奇异的有限度的混乱。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洋化了的、现代郊区的边缘地带，也没有直接打击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军阀和传教士有时候会互相勾结起来：有一个住在成都的美国传教士的妻子发现城外围城的军阀士兵正朝教会住宅开枪射击，她就写信给城里和城外两方面的头目。这两位将军居然下令停止射击，让这家美国人从城的北门溜出去度假去了。
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新的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他们经过哪里，就靠哪里的老百姓供应，以苛捐杂税把他们管辖的省敲诈得精光。但是他们实际打仗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受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娜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是在这个“以德治国”的国家里，公共道德败坏至极。梁启超几乎绝望地说：“在今日中国，只有欺骗、狡诈、恶毒、残忍的人，才能得其所哉。”
探索军阀横行的政治，就好比要记住一个你从未访间过的城市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而这些路线每天都在变来变去。我们自己会弄得糊里糊涂，越发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现在我们不妨掉过头来看看“基督将军”冯玉祥（1882 一1948 ）的经历。这是一个身材硕壮的军人领袖，农民孩子出身，11 岁时开始当兵，后成为华北陆军模范旅长。他关心部下的甘苦，接受新的思潮。能说会道的莫特牧师在中国青年会宣教时，于1913 年接收了他洗礼。有一个时期，冯同传教士们来往较多，他们把他看做当代的克伦威尔，他以新教的严酷规矩约束部队。冯曾否用消防队水龙头来给部队洗礼，还没有查考过，但他的确在实际生活中教育部队，如提倡修路、种树、在驻军的地方实行进步的改革。他当了督军和大军阀之后，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并开始和苏联打交道，希图取得武器。但是有一次军阀混战时，他也像他的对手一样征兵征粮，强制征税，他的军队也照样掠夺百姓。他做的一件最惊人的事，是倒他的上司吴佩孚的戈，联络他们原先的敌人张作霖。他自己在1924 年进驻北京。但是时间过去，伤口结了疤。1926 年吴跟张又携起手来，将冯赶出北京。后来打败了其他军阀的蒋介石，把玛拉到一边，名义上让他做副总司令，听任他在人看管下住在草屋里练习书法，学习英文，如同我们有些人在1943 年在重庆郊外看过的那样。
这200 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跳姗的队伍，在1916 一1928 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麒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
这已足以激发起任何一个爱国者了。一个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时代显而易见已经成熟了。
11 新文化和中国的人文教育
到了1919 年，中国的政治主体― 学生、教育者、农村有实力者、城市商人、政府公务员、工会以及前面说过的军人― 充满着被压抑的爱国主义激情。1912 年日本夺得德国在山东省的原有地位，以及1915 年的“二十一条”，在人们的心中都记忆犹新。凡尔赛和平会议正在召开，全国人民关心会议结果是否让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当人们知道日本的要求不但基于19 口年与英、法、意三国达成的秘密战时协议，还基于1918 年日本和北京安福系政府间的密约时，无不感到奇耻大辱，义愤填膺。
1919 年5 月4 日，不利的决定新闻传到北京后，北京13个院校3000名学生在故宫前的天安门集会示威。他们的宣言是：“中国的土地或许会被占领，但它不能割让！中国人民可能被屠杀，但决不投降。我们国家将被灭亡！同胞们，起来！”紧接着游行时，一个亲日派官员遭到痛打，另一个家被放了火。这一颗暴力的火星点燃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火焰：商店关门罢工，工会罢工，学生运动较前更有组织，积极主动，声势浩大，北京的军阀关押了1150 名学生，监狱不够用，还用了一部分大学校舍关人，使形势大为紧张。在公众的普遍抗议下他们最终被释放。民族主义获得胜利，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5 月4 日的运动被中国用数目字的方法称为“五四”运动。每一个观察家对这场运动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已起源于这场运动。中国国民党则不这么看。在当时，“五四”运动确实采取了激烈的方式，但它比其他运动流血要少。作为整个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同1916 年到1928 年的军阀时代对比起来，中国开始进人一个一般被称为国民革命的政治革命阶段。它的政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两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当时都宣传它们要在全国实行独裁。孙中山东山再起，1923 年回到广州，在苏联指点下，改组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一个统一战线，并在1904 年建立了国民政府。孙的后继者蒋介石于】 926 年指挥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反转来又打共产党，1928 年在南京建立起右派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1921 年正式成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既竞争又合作，而在1 兜7 年破裂时几乎完全被消灭。这样，为世纪沁年代的全部新闻都是政治。它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整个注意力，正像他们总是从相当远的距离审视战争和暗杀那样。
不过，在1916 一1928 年间，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在进行中，这就是当军阀混战（主要在北方）和国民革命（主要在南方）进行时，同它们平行的一个多元的知识、文化、学术运动也在进行着。这场运动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主张：创建一个新中国的新思想只能来自在政治行动之前进行的艰苦的学习和思考。这种新文化运动试图避开政治的腐败活动。从事这个运动的人们提出不跟政府发生关系，这在自古以来最有学问的人差不多自然都做大官（“学而优则仕”）的国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步骤。他们的目的是将现代知识应用到中国问题上去。这就得建立一套学术制度和机构以作为必要的工具，来培养一个有批判头脑的、富于创造性的新的知识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由几百个年轻学者领导的，他们主要是从西欧和美国获得启发。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范例所鼓舞并遵循苏维埃模式的党的组织者。与此同时，关于救国问题，中国的保守思想（现在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亮明了一些主要观点。革新运动的一派人爱讲“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这派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和各国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事实，但是关心的焦点在文学、语言、风俗和宗教，总而言之，在中国的价值制度方面。梁启超在1911 年革命以后，作为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提出“家族主义”，以此证明一些基本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念，例如“属”、“名分”等。这种中国文化价值的分析，支持了而且实际上表现了民族主义。从内涵来看，它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的，人们至今还是这样看的。
对中国而言，这种观点的含义是：某些孔夫子的原则和深奥的价值，在进化当中仍然会存在下去，它们只能慢慢地改变。按照这种看法，文化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盘西化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择输人什么机器而已。梁启超对于1919 年的凡尔赛和会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看出在这个和会上，中国的权利被人抹杀，显然财富和武力胜过了真理。他的宇宙观迈出另外一步，他回到中国，感到导致世界大战的这场屠杀的欧洲文明，缺乏一种正当的集体观念。西方奉行理性科学至上和着重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结果是使西方走人迷途。
在另一方面，康有为想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不符合基本的文化定义。简单说来，宗教在西方虽曾在国家与教堂二元领导下，却与政治是分别开来的。可是在中国，孔教国家却包容了文学、哲学、政治和国家对皇帝的崇拜，并且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1911 年革命以后，各省都纷纷成立了孔教团体，力图使中国传统的精华永远传流下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可利用的计谋而不是基本的原则。
另外一种看法，坦率地说，就是玄学，或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理性和机械学，都不能包容心灵的直觉生活。这里显然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把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对立起来。这种论点在20 世纪20 年代发展成为科学与玄学的一场论争― 这时的玄学恢复了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这种‘； ．心”和“物”的争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方式下进行的。主张现代科学可以导致较好生活的人们，虽然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胜利，可是他们却无意识地给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胜利而铺平了道路。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它攻击了礼教和家族等孔教思想，以及按照身份规定社会义务的一套主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是在巴黎和东京组织的，它的刊物都主张平等是解放个人的必要条件。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广泛，而且有创造性。他们不主张组织起来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为新文化运动注人了许多新观点，首先是攻击家庭制度。虽然历史后来一般都不注重无政府主义者了，但是他们是俄国革命之前在中国宣传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
1928 年以后有蒋介石下面的国民党专政，继而于l949 年以后有毛泽东下面的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因此外面世界都以为现代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如果仔细检阅一下历史的记录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在起着作用；许多个人，以他们卓绝的努力，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1927 一l949 年间国民党专政是一种局部的不完整的专政，特别是同后来的历史比较起来。在国民党统治下，现代中国的自由传统（让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吧）处在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中，没有繁荣，但也没有死亡。对美国人来说，这种自由传统在1928 年以前和以后到1937 年为止的发展情况使中国的过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使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程序是不言而喻的。获取政权必须通过合法手段，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创造法治，也没有办法控制军事力量。即使他们从富裕人家出身，他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就越发了不起：很多有才能、有志气的个人获得了一些小的成就。
这些人加上少数妇女，形成了一批新的学者型行政管理人才。20 世纪初期日本留学生中产生了在1911年及以后年代中积极活跃的一代革命者。现在西方留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民革命时期的学术领导。现在这一代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已于I905 年废除）人仕，而是在海外得到学位，典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这些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同国家当局的关系，不同于帝制时代。首先对于学者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了。一个最古老的儒家的格言― 也是像王阳明之类的儒家官吏所认可的― 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人应该“实事求是”，有了知识就应该在实践中应用它。清代讲治国之道的学者都是支持这种思想的。一个人知道了什么，就有责任向当局讲出来。换句话说，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