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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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衡。耶稣教传教士来了不少，但他们并非从事进出口贸易。不管怎样，到了ls 世纪中叶，他们来中国的必要性已降低到零。对英国的输出靠进口卖不出去的毛呢、印度棉花和硬币来平衡。不过，到30 年代印度的鸦片烟很快成为主要进口货。这个东西麻醉了不少人，又使许多人成为它的奴隶，有如现时畅销的大麻或海洛因。更坏的是，英国官员第一次在广州登台露面，就要求承认他们是外交官，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和天子平起平坐。最糟的是：除了这种放肆态度之外，他们又拿优良的海军大炮进行威胁。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处境，突然转了一个身。外来的威胁现在呈现在帝国的另一侧面― 东南沿海。这就好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五角大楼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把瞄准点从对准莫斯科变为对准火地岛和开普顿― 人们从未考虑过会有什么危险从那里来。
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了武力。英国的胜利把中国皇帝的国际地位整个颠倒了，他从一个文明顶端的宇宙统治者，降为一个半殖民地不合时宜的人物。
在制定有关海洋问题的政策方面，北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从前有关海上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属于省政府一级处理的事务，多数只限于剿灭海盗之类的事。过去的先例包括16 世纪从九州（当时还不是日本中央政府所管辖）来的日本海盗袭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其中有很多中国沿海的海盗。这些袭扰属于地方警备的问题，与国家间的关系无关。明朝援助朝鲜反对16 世纪卯年代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那是借口支援一个向中国纳贡的邻邦。那次行动消耗了明朝廷，而没有了结与日本的争执。1601年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长崎之间继续贸易，但不属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l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反满的领袖郑成功父子据守台湾至1869 年，但这仍是一个边骚问题。清政府的政策是封锁边境，疏散沿海人口，禁止对外贸易，使异已分子无法取得食物。与此同时，荷兰人却被认作进贡的商人受到接待。所以广州的贸易还保留在消极的、防御性的纳贡结构之内。
清朝处理国家对国家的外交关系，惟一的经验是和俄国的往来。这种往来不但在亚洲内陆边境进行，而且在北京进行石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刃年问一直局限于纳贡体制内，但在清朝档案中，有关中俄关系的记载要比广州地方同英国和其他海上强国交往的记载多得多。俄罗斯在清朝全盘战略中的亚洲内陆地位十分重要，英国则不然。
满清的对外政策和满洲人本身一样，很少被人研究过，但事实上这是个很生动、有趣的题材。清政府从未忘记它自身对中国的征服，因此总是瞪大眼睛注视着边境外的对手。19 世纪为年代，道光皇帝面临的主要边境问题不在广州，而在亚洲内陆，特别是中国的东突厥斯坦《 新疆）这个在中国历史中记载很多的西域地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是帝国政策的主要焦点，比朝鲜和越南都重要。北京的战略家们自然把脸朝西，而置海洋于背后和脑后、眼后。除了沿海的盗贼外，海洋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同亚洲内陆的关系自然首先从蒙古人开始。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按照自己的需要把豢古部落划分为盟，重新厘定它们的边界，给他们的亲王以至高荣誉并严加监督，密切注意。伟大的康熙曾于1687 年对蒙古亲王犷脱：“你们一向对我尊敬、崇拜、听话，像对父亲一样 你们今后只需仰望皇帝以同等的慈爱对待一切人。”
到了1839 年，关于以父亲的慈爱统治子民为核心的孔教学说，曾被文人歌颂得天花乱坠，就是夭主教教皇听了都会感到嫉妒。下面是清代地理学家李兆洛（ 176 ，一1841 ）描写皇帝对待蒙古人时的情景：
“他晓喻他们像天和地的关系一样，他抚爱他们像父母一样，他像日月一样照亮他们，他像雷电一样震惊他们。当他们饥饿时，他供养他们。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拯救他们。他佑量了他们的能力，任以官职。他按照他们的等级和土地区别对待他们 他教他们识字和修养。他用规章制度扩展对他们的管理。天子从一个平民的小小一块土地上，分文不取 他改进他们的教育，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他规定他们的整体，而不改变他们的价值。 如果他们造反，皇帝使他们就范。如果他们潜逃，他宽怒他们。如果他们回来投诚，他不追究既往。”
惟一的麻烦是东突厥斯坦在19 世纪30 年代离蒙古很远，不大听从孔夫子关于恩惠和报答的道理，倒更倾向于伊斯兰教的激情。他们不久以前才被征服，对于它的新的满族统治者，就像刚被征服的印度对待喀喇昆仑山那边的英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一样。在英国越过大海到印度寻找财富的几十年间，满族人则在亚洲内陆为保卫中国而进行征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在北京眼中如此值得重视的原因。
英国把对中国的贸易看做其对印度贸易的延长― 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如果要想了解中国方面怎样看待中国现代史，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道光皇帝的位置上。他从北京看广州边境的欧洲人，从战略上讲和看待在中国西部边境的喀什地区同中国做生意的同样洋里洋气的穆斯林是一样的。但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多容易对付呀！道光知道那些计算得很精明的商人，只要一禁止他们做生意，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经常得到的报告，都说他们“惟利是视”）。而穆斯林则不然，你如果伤害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会变成莱彗不驯的人。事实上如果道光和他的同时代人W ？ 本迪克公爵（1828 一1835 年曾任英国驻印总督）交谈过，他们对于统治穆斯林问题会有共同的迷惘感觉。
满清驻东突厥斯坦督办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距离。东南面隔着西藏，东北面隔着蒙古，这个地区又被夭山从中间分成两块。再往北去是伊犁河谷草原，那里至今被称为中国的“远西部”― 正像美国西部一样，有的是牧牛童、大草原和部落居民，其中有些是相互有远亲关系的美洲印第安人― 那里离北京3300英里远，用骆驼队跋涉山川沙摸，才能接近常年积雪的高山。若用美国过去的快马邮释，回到东方来要六个星期。在另，一方面，那里可远远不是一个没人知道的新边境。早在罗马共和国以后，中国军队就曾越过沙漠到达亚洲内陆。中华帝国在汉唐强盛时期已看到东突厥斯坦是一个重要的军事侧翼，从那里可以利用蒙古迄西草原地带的各部落作为杠杆，通过天山北路进人“西域诸国的门户”伊犁。13 世纪成吉思汗创建帝国时，这个地区曾经是他们的交通控制区（察合台汗国），后来满族视之为控制西蒙古人的关键地区。事实上满清王朝在18 世纪中叶的一次大战绩就是18 世纪50 年代远征伊犁，从而保证了中国东突厥斯坦的稳定。伊犁曾有13000名满清驻军。
天山以南是塔里木盆地，因有塔里木河故名。这里的居民多散住在山麓与沙漠以及山上流下的雪水还没有渗人沙漠而留下来的水草地之间。每一片水草地养活着一个个通往中国、印度和西亚的商业路线上的城市。吐鲁番、喀拉沙赫尔、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闻和一些其他古代中心形成了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脉弧形中塔里木河盆地的一串项链。通常这里就叫做喀什地区。汉代中国丝绸运到罗马，以及中世纪旅行家马可？ 波罗父子叔侄慢慢走到忽必烈的夏都，都是走的这条水草地路线。
19 世纪30 年代，中国对于这个广裹干旱地区各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政治军事控制的网络。这些水草地只有大约孙万居民，驻军不多，免得他们供应困难。这里的民族有乌兹别克、哥萨克、吉尔吉斯。他们受土耳其、伊朗文明的影响，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代表中东广大穆斯林文化向东方的延伸，在宗教狂热方面和中国人民之间隔阂极大。
中国在纪元第一个一千年间，已把来自印度的佛教加以汉化了。中国在中世纪，然而又在17 世纪，接受了基督教传教士的一些东西，在19 和2O 世纪也要这样做。但是伊斯兰教以其独特性吸引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大批居民相信它。一心朝拜麦加的中国穆斯林，并没有融合到儒家帝国中。怎样对待中亚细亚非汉人中战斗性强的外来信仰，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我们知道满清是通过它委派的地方官统治他们的。但是管理东突厥斯坦时，这些穆斯林地方官把一切法律案件都交由伊斯兰宗教组织按伊斯兰法律办理。居民一般用的是伊斯兰日历，他们的宗教、教育和文化生活都由在教的领袖掌握。北京的清朝政府只收税― 特别是商业税― 和维持治安。但是他们的传统儒教并不能融合他们，而只能有时候容忍伊斯兰自给自足、一应俱全的秩序― 伊斯兰是国家中的国家。所以宗教的起义是满清的主要问题。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或其他早期领袖的后裔家族，在人民中有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家族在17 世纪印年代满族进占中国以前就有一个时期统治过东突厥斯坦，后来被驱逐到帕米尔高原的浩罕一带。这个家族的一个后裔张格尔在道光登基后不久就出了问题。张格尔反对满清的圣战是由宗教信仰与商务两方面的原因的。简言之，由喀什噶尔往西的贸易原来都由浩罕商人掌握，浩罕领袖向清廷纳贡。这种办法早已成为中国边境周围地区为便利对外贸易而实行的常规。中国统治者告知那些渴望做生意的外国首领，他们要想同中国做买卖，可派使者到北京来磕头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不纳贡就不贸易。
因此浩罕也称臣纳贡并曾经将张格尔扣押起来。清廷每年给以大批赏赐，作为他们效忠的回报。但是浩罕的商人在喀什噶尔这个主要商场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就要求更多的特惠待遇，臂如降低他们商业的捐税，委任他们的人做浩罕人在喀什噶尔经商者的监督人。他们要求随着商业而挂起旗帆来，很有点像后来英国人在广州要求的那样。
当清廷于1817 年拒绝这些要求后，浩罕就释放了野心勃勃的张格尔。张立即宣布圣战，要夺回喀什噶尔。经过许多混战之后，张于1826年大举侵占了中国的东突厥斯坦，造成很大破坏。清廷派了一支22000人的远征军前往救援，经过一个又一个水草地，终于在1827 年收复喀什噶尔。这个远征军的指挥官之一是贵州人杨芳（177 任一1846 ）。他巧岁从军，在镇压l 劝1 一1 以拜年的白莲教和1813 年三合会的起义中功勋卓著，被封为侯爵和三省总督b 通过各种阴谋诡计、贿赂收买，张格尔被部下出卖，被杨芳俘获，1828 年被押解至北京。道光皇帝把他先祭于太庙，然后按他的叛乱罪状处以分尸死罪。
清廷在武力牧平叛乱之后，迫令浩罕放弃他们的特殊权益要求，禁止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一切贸易，并没收了他们的茶叶和大黄药材。可是1830 年浩罕再次入侵东突厥斯坦，实行报复。清军予以抵抗，例如代表清军的蒙古军官毕昌在叶尔羌击退浩罕四次攻击。但是浩罕的商业实力和军事骚扰仍不容忽视，清廷终于和浩罕谈判，于1835 年达成协议，规定：（ l ）浩罕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个代表，另在下面的五个城市里派有商务代理人；（ 2 ）这些官员对于该地方的外国人（其中多半是浩罕来的）有领事、司法和警察权力；（ 3 ）他们有权向这些外国人征收货物税。此外，清政府还赔偿一切没收之物。
道光应付英国问题，就是以他处理东突厥斯坦这些伊斯兰边境军队和商人的经验为背景的。在1839 年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后，满清在上次边境战争中的胜利者想用同一办法对付新的问题，道光又派杨芳去保卫广州。杨那时已70 岁，耳朵相当聋了，他没有办法击溃英国炮艇。他们把1830 年在叶尔羌打过防御战的蒙古将军毕昌所写的书拿来研读，而且把毕昌本人于1843 年调到南京，任打开上海和外国贸易之职务。
清政府在1834 一1842 年间的对英政策要根据它在1826 一1835 年中亚细亚商业边境的经验来制定，这是非常自然的。西方对于这个事实的无知，强化了已经够严重的’‘中国独一无二论”，现在这种谬见可以不攻自破了。对于道光和他的朝廷来说，1835 年关于东突厥斯坦同浩罕的协议，是一种驯服蛮族的操演，就是拿地方性的商业让步换来一个稳定的边境。1842 一l843 年同英国汀立的鸦片战争的协议，与此是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