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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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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出充满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扬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去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去争取和改变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刘亚楼想,用大歌舞的艺术形式正是宣传和落实中央政策以上的最佳诠释。
        当年的下半年,刘亚楼在杭州开会的时候,特意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设想,当作布置的一项工作任务,将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这一特殊使命,交给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团长回到团里,迅速召集会议,提到演唱革命历史歌曲,总团党委负责人员当然清楚事情的背后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那是在1959年6月1日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当中,开幕式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让全军百名老将军合唱团演唱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一时间,在全国和全军都传为佳话。然而,也就在这次全军文艺汇演上,空军的获奖作品最少。刘亚楼司令因此对空政文工团党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帅有问题。”这次领命后,总团党委负责人员自然是不感丝毫怠慢,并以总团党委的决定下发红头文件,具体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来负责,让文工团先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演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全团上下铆足了劲儿,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首先,团里制定规划,依据线索,摸清事情的原委,他们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当年朝鲜演出的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这样以来,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大家统一思想,下决心创作出一台与之相同的以演唱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来。
        然后,领导班子成立,编剧组有牛畅、佟承杰、朱正本、张士燮、姚学诚、胡大德、谷娣、孟兆祥等人联合组成。整体演出方案确定后,1960年年底,团里迅速就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奔赴江西等革命老区,系统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
        张士燮等一行风尘仆仆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发秀,也能够十分准确地唱出《送郎当红军》。1961年的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赶上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的业余演员所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给张士燮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和方言,极富地方特色和区域风情,旋律婉转优美,琅琅上口,容易学唱,歌词充分表达了当年老区人民送别亲人当红军的真挚情怀。在演唱现场,张士燮、朱正本等人有感而发,当即把歌词和曲调的大意抄写下来,并且如获至宝般地连夜整理笔录和曲调,并将之收入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当中,名为赣南民歌——《十送红军》。
        作为有功之臣的张士燮等人,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之外,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文工团创作的舞蹈《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群舞《飞夺泸定桥》(即《英雄战胜大渡河》)、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都进行了有机的加工再创作。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再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最后都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面。
        所以,后来文艺界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们,一致地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建国15周年演出《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为建国35周年创作的《中国革命之歌》,可谓是《东方红》的“后续篇”。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为《东方红》的“过渡篇”,四者的题材、体裁和类型同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鉴于时隔20年后出现的《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整体内容的重叠和演变,故此,称之为《东方红》的“延伸篇”更为恰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与《东方红》三者之间,在四年当中的层层递近,相互关联,名副其实地共同构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高潮迭起、激情交响、遥相呼应的“三部曲”。 

        当初,演出单位的空政文工团对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个大歌舞的名字,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总感到名字太过于直白,没有文学和艺术化的色彩,在这之前,有关主创人员挖空心思地另给起了一个名字,名叫《狂飙曲》,其中的“狂飙”二字,出自于毛泽东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是,在报送定夺的时候,当即被刘亚楼以“太抽象”给一言否定了。临近公演之际,主创人员仍不死心,本着为艺术负责的态度,又欲提出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名字,刘亚楼得知情况后,颇感纳闷,便质问总团党委负责人员:“我让你们唱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成大歌舞了?”在此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曾得知空政在赶排一个由300人组合的大歌舞,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所以,刘亚楼发火了:“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沉默寡言。半晌,还是牛畅打破寂静:“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剧,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当时,团里四处派人,闻风而动,分头行动,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已定演出的节目单,全部都给改为统一的名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歌曲教唱。该剧选取了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46首革命歌曲,并配上舞蹈表演,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描绘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全景图画。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为9场16景,分为“序幕”、“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长征途经娄山关/途经彝族民区”、“勇夺泸定桥/爬越雪山/三大主力会合”、“过草地”、“胜利到达腊子口/渡黄河北上抗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共产党发动抗日救亡”、“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欢庆抗日战争胜利/革命队伍成熟壮大”,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整台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送郎当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娥)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主要演员秦万檀、孟兆祥、罗棠因、罗棣因、鲁艺显、宋世珍、苏海玲、辛佩文、王金山、刘治普、张毅、高国栋、李光、陈小曼等演员均来自于空政文工团,独唱秦万檀、马玉涛、潘天惠,解说白景晟。在演出形式的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以及众多电影的创作当中。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们说道:“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嘛!”成绩面前,刘亚楼也自然是感到脸上有光,他笑口常开,高兴地说:“你们改得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一曲《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为了普及对广大军民的传统宣传和思想教育,让更多的人们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林彪的这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式的指示,却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播一时犯了难,因为当时按配额比例,八一厂每年只有一部进口“伊斯曼”的彩色胶片供应,而当年八一厂的这一彩色胶片,早就配给了李俊导演的重点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片《农奴》。无奈,林彪的批示下来后,只得临时将彩色胶片用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拍摄,而《农奴》则改由黑白胶片代替。
        八一厂以拍摄军事题材故事片见长的华纯,他所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剧的歌舞精华,而且还利用电影艺术的视觉效果,把整个演出贯穿的大量音乐舞蹈,以非常简洁、明快、紧凑的镜头和画面,进行洗练的情节处理,以原剧已经设置男主角声情并茂的演唱统领全片,还适当以双胞胎当兵和战地重逢的细节,进行恰当的点缀,从而使全剧更显得生动。更为可喜和勇于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摄跳出有限的舞台,在摄影棚和实景当中进行游刃有余的穿梭、铺延,还适当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涛翻卷、云山雾罩、霞光万道等绝佳秀美景色的空镜头,作为背景,以显示出影片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画,这样一来,虚实相互结合,从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影片于1963年12月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正式公映。
        其实,在观看空政集体创作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庆祝,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来鼓舞人民和增强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动机,便提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陈老总力主推荐周恩来到上海观看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以此促成了周恩来下定决心,为组织创作大型歌舞《东方红》,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担任“总策划”、“总指挥”、“总导演”的周恩来,的确为了《东方红》的创作,耗费了他许多心血,这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轰轰烈烈的前台背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文艺界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文化艺术界开展的整风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进行蛮横的批判和无理的责难,无疑对建国后文艺界的人员来说是心存芥蒂。为此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在这样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下,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一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参加到《东方红》当中来,为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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