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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风声鹤唳-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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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步枪和弹药。
游击队最近的行动都靠近北平市,人数也骤然增加。更重要的是,这让日本人丢脸,使游击队增加威望,使人有敌人并没征服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炮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战斗。游击队行踪飘忽,无法有战斗。飞机是出去侦察,只是给山区斗士留下一点印象罢了。他们在一座庙宇附近投下一颗炸弹,空中白转一个钟头圈。就在无助的情况下,日本人察觉到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就加强搜索出城的平民,警察并挨户搜查游击队。
第四天早上,四个中国警察来到博雅家,由一个日本小军官领头,还有一个满洲通译员。约十一点,冯舅公不在家,冯老太太吓慌了,躲在自个儿房里不敢出来。警察被领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写下所有居民和仆人的名字、年龄、姓别、职位和商业关系。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问他:
“为什么挂美国国旗?”
“屋主是一个美国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唐娜芙小姐。”
“她在哪里?”
“她在青岛。”
博雅奉命答复有关她年龄和职业的问题,同时他把房屋租约拿给他们看,日本军官皱皱眉头,检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国大使馆。
军官是一个矮胖的家伙,穿戴军帽、军服和高统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屋内的古董、名画和家具,显然对庭院的规模和数目十分惊讶。他手插在裤袋里,一直东张西望,人很机警,下巴向前伸,头向上仰,仿佛一切对他来说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头就动一下,习惯抬高步伐,尽量使自己高一点。高个的满洲译员随着他,地方警察则在后面懒洋洋地走着。
当他们来到罗娜庭院的时候,日本人仿佛找到了大乐园似的,测览房间像观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军官。院里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罗娜、她丈夫和冯旦都坐在客厅里。军官大肆欣赏墙上的名画和古董架。他用脚试试地毯的厚度,自顾笑着,又感觉到有人看他,就在军官的尊严和藏不住的赞赏间力求保持平衡。然后他跨入罗娜的卧室,盯着她的香水瓶和红拖鞋。回到客厅后,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烟,满洲人连忙替他点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着厚地毯,自满洲人手中接过火柴,眼睛眯成一条缝,香烟叼在嘴里。
他指指还没核对的梅玲的名字。
“还有一个崔梅玲。”满洲人说。
“她在里面。”博雅指指对面的房间。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发炎发肿。日本军官冒失地闯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床上,倚着枕头,就对身后的博雅说:
“她怎么啦?”
梅玲小声地说,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博雅回答说。
“她在这做什么?”
“没什么。”
不知道心里有没有什么念头,日本人摆出思考的姿态,牙缝间吱吱响,叫满洲人再问下去。
“一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又不是亲戚,怎么又没有什么事情呢?”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妈的客人。”博雅指指门口的罗娜说,罗娜对满洲人点点头证实,他正在记录。这样似乎还不够。
“她出生在哪里?”
梅玲现在真的吓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说:“上海。”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这是更想不通的奥秘。
“她来拜访朋友。”博雅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以前读什么学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说:“我没上过学校。”
日本人摇摇头,仿佛确定有些不对劲。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长审。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父亲。”她说。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行公事。“东洋人问话,你一定要回答。说什么都无所谓。”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里?”他又问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结婚没有?”
“没有。”梅玲直率而略带刻薄地说。
翻译员记下她的回话,日本军官则盯着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着翠玉的镯子,正搁在软棉被上,加上羞红的面孔和乌黑的卷发,构成一幅可爱的画面。她的头斜向一旁,用自卫、惊恐的眼神看着军官,就像博雅书斋那一幅画中的小鸟望着大蛇一样——不是正望,而是用眼角偷窥,不是观察他或接受一种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显的恨意、恐惧和迷惑。问完了话,军官对满洲人眨眼说:“她很漂亮。”然后转向她,和善地用蹩脚的英语说:“你应该找日本医生看病,日本医生像德国医生一样好。”

《风声鹤唳》伍(2)

梅玲沉默不语,军官又笑笑说:“你喜欢日本人吧?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做朋友。哈!”
他发出日本人表示欣赏一个笑话时特有的尴尬、不自然、做作的笑声,低头拧了梅玲的面颊。梅玲缩头尖叫,眼睛里有厌恶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复军官的仪态,对满洲人吼了一声,就走出房间。
搜查继续在前院进行。冯老太太没有出来,由博雅带日本人检查房间。走到一个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壶前面,军官停下来,那是这栋房子的前一位屋主——满洲亲王——的珍藏。他转身问道:“乾隆?”博雅点点头。
他们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弯,来到“漩水台”的地方,俯视红栏木桥和对面的果园。搜查变成敷衍,日本军官似乎有别的心事。
“走到那一边要多久?”
“半个钟头。”
“我们掉回头。”
不知道是满洲人看出军官的心事,还是军官曾私下对他说了什么,译员走近博雅低声说,他最好把军官看中的白玉壶送给他,以争取他的好感。于是博雅在“自省厅”传话给佣人,到了门口,另一个佣人便交给他一个包装精细的纸盒,博雅递给翻译员,后者对军官说了几句话,军官笑笑,只“噢”了一声。他对博雅伸出手,显然充满敬意地说:“屋子好大!”就走了。
冯舅公中午回家吃饭,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里,热烈讨论这一次的搜查。
“他们为什么要搜我们的屋子?”
“一定是为了游击队。”博雅说,“但愿我送白玉壶没送错。”
“当然。”老人说,“但是我们根本不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财宝。他们看到年轻妇女了吗?”
“他们一定要对着名单看。”
“糟了,”老人说,“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国国旗,可以不让他们进来查看,现在他们看到了。他们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他们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绑去。竟有如此的时代!我们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财诲盗。”他引古谚说,“我们必须把古董收好藏好。没有这些麻烦,日子已经难过了。”
老人坐着抽水烟,看来忧心忡忡的,仿佛屋子已被人闯进来似的。
“一切都完了,”冯老爷说着叹了一口气,“博雅,你祖父买了这座园子,我一直想好好管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现在这儿变成了一个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来。我这种年纪不想再搬,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园子。姚家的神牌还在这儿,等战争过去,这里将是还乡者的中心生意愈来愈差了,不过我要尽量撑下去。至于你们年轻人,我该考虑考虑。”他吹吹烟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实质上他的身体似乎还很强壮。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间,发现她脸色苍白,又害怕。
“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她面带激动地说,“我怕,博雅。没有别的地方能让我过夜吗?”
“别傻了,”他说,“你以为他们会不惜麻烦,把你送到日本医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呀。”
“多久?”
“再过五天,或者四天。”
“我们不能现在就走吗?不然我先走?”
“单独走?真不敢想象。你急什么嘛?”
“但是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又何妨呢?”
“博雅,你不知道,你不该告诉他们我的真名字。噢,博雅,今天晚上带我到别的地方去。”
“你到底怕什么?你以为他们今晚会绑架你吗?他说日本医院,只是开玩笑。”
梅玲沉默了一会才说:“我不喜欢他的眼神。他特别盘问我,我今晚上不能睡在这儿,我真的不能。我能否到你朋友家去?”
“到老彭家?”
“是的。我可以在那边住上几天,一直到你准备妥当。他是什么样的人?”
“噢,他是单身汉,一个人住。你用不着怕,他是道道地地的君子。不过你的身体能出门吗?”
“噢,那不算什么。”
“你的东西呢?”
“我一分钟就可以弄好。”
“好吧!如果你坚持,就这么办。等到傍晚,我会带你去老彭家。事实上,我很希望你认识他。”
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那天下午博雅就过来坚持要梅玲告诉他过去的生涯。
“我从哪里说起呢?”
“从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在路上有很多时间嘛。”
“但是现在告诉我吧,我会觉得和你亲近些。”
于是梅玲和他单独在一起,开始述说她的身世。她母亲是邻近上海产丝区湖州人。她离开丈夫后,就带着四岁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闸北区一所学校教书,每月薪水五十元。母亲带她上学,后来她转到一间男生中学去教书,只好把女儿留在家里。因此梅玲很小就学会了理家,让母亲安心上课,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亲对女儿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原先她跟母亲上学,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读书,大家都叫她“老师的孩子”。她常和同学热烈争吵,护卫母亲的湖州口音。当时各地已规定老师要用国语上课,但是梅玲的母亲和大多数的南方人一样,总是改不了家乡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盘”字之类的声音总是念不准。她老说“牌”,而自以为说了“盘”字。梅玲知道母亲念错了,因为她自己念“盘”字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她总是坚持说她母亲念的是“盘”字,她发出一种介于“牌”和“盘”之间的声音,“ㄣ”音若隐若现,然后始终维护她的母亲。但是在家里她却告诉母亲念错了,想教她发出正确的“盘”音。母亲慈爱地说:“孩子,我的舌头又僵又笨。我知道那个读音,但是我读不出来,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得教书维生哪。”第二天母亲听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维护母亲,她很感动。

《风声鹤唳》伍(3)

当梅玲逐渐长大,不再上学,晚上就在她们唯一的客、餐、卧兼用的房间里书桌上,不仅埋头做功课,有时还翻阅母亲批改的学生笔记和作文。她观看上面批改的部分,藉以从母亲那儿学到超过学校学生的东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寻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见母亲改到好文章时,脸上不觉一亮,两个人便一起欣赏其中的佳构。梅玲不久就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积在桌上,趁母亲不在时用毛笔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数,还在末尾学母亲的字迹,加上批评的字眼。母亲回家,意外地发现作文批好了,因女儿的大胆而震怒。后来她检阅评语,不觉点头微笑。梅玲写得还不坏,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这个评语还不坏,你怎么做的?”
“噢,妈,”女儿回答,“很简单嘛。你常用的评语不会超过二十个字,只是常加以变化——譬如‘文笔流畅’啰,‘漫无条理’啰,‘虎头蛇尾’啰——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亲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删太多。梅玲对这任务非常自豪,非常尽力地做。母亲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兴趣,兴致勃勃为好句子画线或勾圈,有一次还在两篇杰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记号。母亲览阅她批阅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学生都不知作文是一个和他们同年龄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体的不自然,母亲解释说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负责洗衣、煮饭、清洁工作。她们的房间在一条巷子里,是著名的“陋巷”,巷里挤满红砖房,谁都可看见十尺外对面房子的动静。她们的窗子正好面对一家棺材店。两端翘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丑的东西,不过就连这种东西看熟了也会产生轻蔑感。
不过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见贫贱的妇人为孩子买棺材。“你知道,”她对博雅说,“连死都有贫富之分。丧亲的穷人比较哀痛得深。有时我看见有钱的弟兄穿着丝绸,来为母亲或父亲买贵重的棺材,和店东讨价还价,仿佛买家具似的。”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梅玲自然惯于独来独往,上市场或店铺买东西,如此很早就学会管理她的钱财。闸北区的太太小姐们大都是来自小店主或小工厂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娴静。她们刷洗、聊天、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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