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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便衣警察海岩-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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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她心神信然地笑着。
  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股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烟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著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
  “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
  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
  “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晤——,怎么找你呢?”
  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
  “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
  “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
  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44071。”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
  “得了,越变越洋了。哈哈哈”玲玲旁若无人地大笑,她的性格同她粗放的外表倒是极为相似。
  她们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右侧坐上了二十路公共汽车。汽车转了两个弯,便拐上了宽阔的长安大街,她的心怀也为之一宽。
  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那光线暗淡、令人窒息的配件仓库,成为北京国家歌剧院的一名演员,也许,每天上班下班都能在这条世界上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往返。她把视线向车窗外伸展出去,坦荡笔直的长安大街仿佛展示着她的广阔未来,歌剧院现代化的排练厅在眼前一跳一跳的,——崭新的练功架,巨型的大镜子,那镜子像个宽银幕似的占了一面墙··,,将来总会有机会上电影的,她最适合那种自唱自演的角色,还有咳,不用想那么多了,只要进了那个金光闪闪的门槛,凭她的天赋和刻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是不难的。对了,还可以出国,做为中央直属表演艺术团体,出国的机会决不会少。重要的是得控制住别再胖下去了,演歌剧不同于独唱,形体和嗓子是一样要紧的出国,哦,小时候还以为哪儿都没中国好,现在,真他妈想出去看看,他们一般在哪里演出呢?天桥剧场还是民族宫?
  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
  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做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喀。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把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
  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前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程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鹏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木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鹏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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