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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我的前半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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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着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九”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个是“不忘在莒”,一个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

  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

  其自然也无不可。









我的前半生五 在封锁中






五 在封锁中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此人在中国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迫害进步人士,遭难的大杉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他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他充当替罪羊,交付军事法庭会审,处以无期徒刑。过了不久,他获得了假释,被送往法国去念书。他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八”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眼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的杰作,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哩。

  甘粕正彦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又换上了马车。一路上没听到任何解释,稀里胡涂地到了汤岗子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的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罗振玉给我请安后即刻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这个风景区的夜色,就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乐得太早了。

  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蹓跶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不行呵,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连楼也不让下呵!”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里来,就是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罗振玉已不知何往。郑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带头的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住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词地回答说: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要着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来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叫来了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瀛,他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没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只抱怨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这时我还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乱中。日本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块殖民地,意见还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我只感觉出日本人对我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里的那个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预感中,等待了一个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请我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据上角说,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听着有理,于是这天晚上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楼下的人也不准上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在这里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便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这时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神色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说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只好捺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的,这些绞着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磨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才准备下我这张牌,自然他们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严密加以保藏。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独得日本人的犒赏,也都想独占我这张牌,都费尽心机把持我。于是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郑孝胥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跟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在防范我这方面,罗和郑联合起来,这就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

  这些事实的内幕,我当时自然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离开。他们对于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么注意,对于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却防范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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