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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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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传递一只只水桶,将清水哗哗的灌入铜锅。整棵的松树在锅底熊熊燃烧。进了寺庙大门,里面的场院极宽敞,四进套院,大殿雄伟。殿堂菩萨塑像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护法天神威严狰狞。场院两侧各筑一幢巨棚,数十根石柱支撑起沉重的棚顶。寺内大殿和大棚里都住满了红军伤员。我们这群娃娃就在场院的角落里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军,小伙伴们都累坏了,大家用脚踢开石板地上的铜锅铜碗,相互拥挤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刚亮,庙门外人喊马叫。我闻声跑到广场上,只见三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站在悬崖边上,正在检查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红军战士的行装,发现谁背有银元袋子,就命令解开布口袋,将银元倒下峡谷。驮马队缓缓地走过广场,几名战士用刺刀划开骡马驮架上的包囊,银元像流水哗地涌出,叮叮当当地落入万丈深渊。我暗自惊叹:“真可惜,这么多银元啊!” 
  一队肩扛迫击炮炮筒、炮座和炮弹箱的红军炮兵走来。“好啦,把迫击炮从这里拽下去吧!”听到这道命令,炮兵们迟迟不肯动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几个红军首长又喊又叫:“同志们,只要有人在,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炮呀!” 
  从山下来的红军源源不断地走了十几天,被服厂、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机器、硝酸坛子都从悬崖上推入云雾峡谷。 
  太阳从对面山巅升起,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离开悬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只沉甸甸的铜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铜锅旁,站在木梯上的红军用木勺给我舀了一碗米粥。 
  卫生队的小伙伴一人捧一只铜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饭。一个男孩翻来覆去摆弄手中的铜碗:“队长,我们把铜碗铜锅带上一个,将来革命成功,也是个纪念。” 
  我说:“随你!”这个娃儿,比大家都有远见,还知道收藏纪念品! 
  卫生队协助医生们护理寺庙里的伤员,给重伤员喂水喂饭。伤员一批批运来,经过简单治疗,又一批批运走。一只手掌炸掉四根指头的伤员,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发牢骚:“这个医院领导呀,比起王坪总医院的张琴秋院长可差远啦!”。 
  我赶忙问他:“你知道张琴秋现在哪里吗?”。 
  伤员瞥了我一眼:“听说她当了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总部联络参谋领来五十多名小战士,大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都是从各部队集中上来的,加入了我们的卫生队。同时又派来三女一男成年人组成卫生队的炊事班。 
  杂谷脑寺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喇嘛庙,红军借庙栖身,喇嘛们每天诵经作法,与红军相安无事。杂谷脑兵站也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兵站。从此,我们每人背起了干粮袋,开始风餐露宿的行军。   
  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在杂谷脑喇嘛庙一月余,队伍又出发了。 
  接连五六天在原始森林里行军。森林中朽木横七竖八的拦住我们的去路。森林中宿营,炊事班架起行军锅,点燃取暖的篝火,行军锅里煮起满满一锅蘑菇汤,小伙伴们吃一把干粮袋中的炒米,喝上一口鲜美的汤水。饭后,大家齐唱红军战歌。 
  那天出发不久,林木渐渐稀疏,山势愈加陡峭,林中的光线愈加强烈。小伙伴们互相牵挽手臂,艰难地在崎岖山路上登攀。我和伙伴们气喘吁吁地在岩石上攀爬,矮小弯曲的岩松匍匐在地面。正当大家口渴难忍之时,岩石山坡背阴地出现片片点点的白雪。大家兴奋的叫喊:“雪啊!有雪吃呀!”俯身去抓积雪,手指刚刚触到那雪片片,雪一下子溶化了,情急之中,我趴下身子用舌头去舔岩石上的积雪,只感到舌尖冰凉,却不能从石头上吮出水来,我望着片片积雪难解口中之渴,好恼火。 
  终于爬上地势稍稍平坦的山顶,总部的联络参谋走过来,他说:“卫生队上来啦,你们去喝水吧。”听说有水喝,伙伴们精神大振,一齐向前拥去。只见两位藏胞背着猪腰子形状的木桶,一个汉人拿一只瓷碗,从木桶里挖水,随后递给跑在前面那个小娃儿,这汉人大声吆喊:“喝水啊!从这里下山还有一天的路,没有水,要渴死人哟!”有个人从一只大布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喊声:“来一碗!”话音未落,银元扔进那卖水人脚下的竹背篓里,发出清脆的叮当一声。天爷!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我喊出口令整顿队列,约束小伙伴们不要拥挤。一队队红军战士肩扛步枪,背负背包,瞥一眼买卖泉水的场面,抿抿干渴的嘴唇,从我们身旁走过。红军没有那么多的银元给每位战士买水来喝。 
  一块银元买来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凉爽,此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贵重和甘甜的水。 
  山顶休息后,卫生队继续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两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根长约十米的圆木横架在两面悬崖之间,圆木被砍凿出一道手掌宽的平面。红军战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该死!走过去的,命大!”个个无所畏惧地踏上独木桥,山风吹起战士们的衣襟,似翻飞的双翅。 
  站立在云雾中漂浮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地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队长,我不敢走过去。” 
  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们‘骑马过桥’。”我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向前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动,两眼紧紧盯着桥木不敢向下张望,只觉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学着我的样子,骑上圆木,蹭过凌驾险峰的独木桥。 
  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   
  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我们困累到了极点,就轮流躺在牺牲的战士身旁打个瞌睡。 
  那天,朱德总司令在警卫员们的簇拥下,骑马路经我们这片战地救护场。“红军之父”端坐在马背上,久久巡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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