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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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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纪七》记载了劫掠、吃人;《晋书·惠帝纪》记载了劫掠、人相食;《晋书·张方传》记载了劫掠,没有提到吃人;综上可知关中军劫掠百姓、宰吃活人是个铁案)。
    张方匆忙撤军是个意外,按原计划不该是张方进关,而是河间王出关,与成都王会师洛阳,共襄废立大举。但是长沙王临死前的一个挣扎,不仅将计划搅乱,河间王甚至还险些遭遇不测。
    这个挣扎的举动就是去年年底惠帝下给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的诏书,命令二人起兵攻击河间王。当时皇甫重正陷于重围,自身难保,刘沈则奉诏迅速传檄境内,试图集合雍州州兵以及七郡(七郡: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郡兵,不过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七郡之中,东北部的冯翊郡太守旗帜鲜明的站在河间王一边,其余诸郡也大多狐疑旁观,立场坚定出兵跟随刘沈的只有西北隅的安定、新平两郡,好在刘沈又集合了部分关中豪强的部曲,使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
    刘沈以安定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锋,从背后杀向长安。
    当时河间王并不在长安,他带领着关中军后继部队,驻扎在离潼关不远的郑县,正准备出关。听说后院起火,河间王连忙回师布防,他进驻长安东北处的渭城,派遣虞夔率领步兵、骑兵合计万余人,迎击刘沈军。
    虞夔与卫博等人在扶风国的好畴县发生遭遇战,虞夔大败而归。河间王惊恐之下放弃谓城,退守长安,同时召唤张方赶快回来救主。
    刘沈占领渭城,又顺利渡过渭水,在渭水边构筑营垒,河间王数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刘沈分兵五千给皇甫澹、卫博,命令二人进攻长安。仅凭五千士兵就去攻打名都长安是十分冒险的,不过那时刘沈军连胜之余,气势如虹,竟然轻易攻破城门,一直杀到河间王府邸前。长安城内的守军在数量上并不落下风,被逼至死角后激起斗志,拼命反抗。双方激战于河间王府门外,僵持不下。
    按计划这时刘沈应该领着后继部队前来助阵,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沿途受到阻击,后援竟然没有及时赶到,河间王军看到对方是在孤军奋战,士气大增。而就在此时,河间王的援军先到了,冯翊太守张辅领着一支生力军从侧面袭来,皇甫澹与卫博的军队被击溃,五千人星散城内被杀戮殆尽。卫博父子死于战场,皇甫澹被擒获,河间王试图将其收降,但皇甫澹是皇甫重的族人,当然不肯为河间王所用,最后也被杀死。
    经此一役,刘沈大势已去,他退出长安,驻扎在此前渭水边上的营垒中。此时张方率领关中军主力已逼近长安,张方派遣敦伟为前锋,深夜突袭刘沈营垒。刘沈军已成惊弓之鸟,当即崩溃星散,刘沈领着麾下亲信百余人向西南方向逃窜,估计是想逃入汉中。去汉中必经陈仓,陈仓县令在境内严加防范,最终将刘沈擒获,送到长安邀功。
    刘沈自知必死,十分坦然,他对河间王说:“夫知己之顾轻,在三之节重,不可违君父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荠。”言下之意说我是奉诏来杀你,如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河间王自忖对刘沈不薄,刘沈却几次三番与自己作对,十分恼火。河间王的暴戾不亚于张方,他下令先将刘沈鞭打个半死,然后拖到长安菜市示众腰斩(河间王似乎对腰斩情有独钟,当年夏侯姡б彩茄叮
    新平太守张光也被河间王俘获,不过他的命运要好得多。张光是关中宿将,早在元康年间就先后在梁王、赵王的麾下用事,梁、赵二王屡战屡败,张光却是屡立战功,曾以百余人扼守孤营百余日,堪比东汉初年的名将耿恭。河间王自然听说过张光的威名,想收为己用,于是赦其不死,并且设宴款待,任命张光为右卫司马。张光败得不服气,他对河间王说:“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
    对于功臣张辅,河间王论功行赏,现任秦州刺史皇甫重死后,他表请张辅为秦州刺史;此役金城太守游楷切断皇甫重与刘沈的联系,也有功劳,河间王表请其为梁州刺史。
    河间王没有想到,他的回报反而断送了张辅的性命。当时蜀中绝大部分的领土已经落入流民军之手,梁州刺史的直接管辖区域仅剩下汉中郡,而且还暴露在流民军的攻势之下,因此游楷对梁州并不热衷,甚至都没有去汉中赴任。他试图割据陇上,于是与陇西太守韩稚联合起来驱逐张辅,将张辅斩杀于秦州遮多谷口。这是后话,略表不提。
    回到洛阳。
    刘沈、河间王交战示意图
    河间王在关中出不来,成都王就成为洛阳的唯一掌权者。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消除长沙王执政的痕迹。太安三年正月,惠帝下诏改元为永安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年号又是一个谎言,此前惠帝已经用过“永平”“永康”“永宁”等诸多“永”字开头祷祝和平安宁的年号,结果统统全是战火纷飞的血腥岁月。
    不久,惠帝再次下诏,任命成都王为丞相,封邑增加二十郡;又任命东海王为尚书令,东海王害死了长沙王,心里有愧,同时又觉得洛阳实在凶险不宜久留,正在向惠帝称病打算逊位,回东海国避祸,结果被驳回,被迫继续掌权。
    此时的东海王,野心还没有彰显,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不显著,他是被动推上风尖浪口,然后因缘际会获得了此前诸王汲汲以求而未得的权力。永安元年正月的东海王,作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将来会如此大喜大悲,他当时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迷茫与惶恐中度日,不知道哪天就会有横祸飞来,使自己死于非命;他更不可能预料到,半年之后就有一场大风波将他卷走,从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成都王加官进爵之后就决定返回邺城,临行前,他又做了一件令洛阳公卿咬牙切齿的事情。此前成都王在禁军手中吃了大亏,因此他打算消除威胁,成都王命令心腹石超率领五万人分别把守洛阳十二道城门,瓮中捉鳖秋后算账,成都王的士兵全城搜捕当初与之作对的禁军将领,逮到之后格杀勿论。随后,成都王又将自己的将领安插入禁军,任命石超为中护军,留在洛阳震慑大局。
    当初是满城拥护长沙王,成都王采取血腥手段搞清算,自然令全城上下陷入恐怖,洛阳公卿纷纷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请求宽恕,侍中嵇绍等人因与长沙王走得太近,都被废黜免为庶人。
    搞清算的同时,成都王与河间王一唱一和,有条不紊实施着改朝换代的计划。
    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书废黜赵王所拥立的皇后羊氏,将其免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同时废黜齐王所册立的皇太子司马覃,司马覃继承父亲司马遐的爵位,重新成为清河王。
    三月戊申,即司马覃被废二十三天之后,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于是惠帝下诏,称“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立成都王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一如当年魏武帝故事。
    又过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原先的太尉一职由刘寔充任。
    刘寔早在司马昭当政时期就已经辅佐晋氏,是硕果仅存的元老,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的时候,刘寔家遭受乱军洗劫,老头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祸养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这个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标榜一下自己尊贤养老,刘寔当然经不起这一番折腾,当即上书推辞不就。刘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比成都王、河间王、晋惠帝死得还晚。
    二、御驾亲征
    成都王想当皇帝,这已经路人皆知了。
    储位既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让贤,禅让给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驾崩,皇太弟顺理成章登基继位。
    惠帝暴毙这种情况显得残酷,不过它的可能性比“禅让”来得高。比起“弑君篡位”,“禅让”的难度其实更大,对继位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它会留下一个致命的后患:禅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帜,给所有异己分子提供动乱反复的机会。
    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
    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
    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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