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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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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河间王对蜀中乱局漠不关心,长沙王就派出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他扣下刘沈,自己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无他,依然只是政客们的钩心斗角而已。
    自从河间王听从李含,发兵攻向洛阳,河间王与皇甫商就成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他无疑是与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阵营的,所以当时关中局势很严峻,雍、秦两州之间很有可能也要爆发战争。
    而刘沈这人无法令河间王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履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
    刘沈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
    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
    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么荆州、江南的民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此时成都王积极回应长沙王,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洛阳以东、以北诸州就可免于战火,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就无机可乘。消弭兵祸之后,成都王与长沙王以至亲的身份夹辅皇室,实现晋室中兴也未尝没有可能。
    但这只能是假设了,尽管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八王”之中最有才干的一位王爷,长沙王的结局最为悲惨。
    祸胎依然是李含。
    他领着关中军无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阳传来消息,仇人皇甫商不仅没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为长沙王的参军。李含费尽心机,到头来枉作小人,还替他人做了嫁衣,气得差点发疯。
    长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皇甫世家在关中盘根错节,皇甫商的兄长皇甫重还担任着秦州刺史,这些都是用来牵制河间王的重要砝码。
    李含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先铲除皇甫重,李含对河间王说:“皇甫商被司马乂所信任,皇甫重终归不为我用,这是一大隐患,必须除去。”为此,李含设计了一个调虎离山的陷阱:先由河间王上表朝廷将皇甫重调离秦州,到洛阳做京官,皇甫重进京赴任,途中必经长安,河间王只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将其擒获。
    这个计划很周全,无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间王的奏章刚到,随即就有人六百里加急赶赴秦州通风报信。
    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辈,得悉阴谋岂能忍气吞声?他的反应迅速并且剧烈。几天后,洛阳尚书台收到了来自秦州的露檄(注: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于征战的公告),内容是检举关中都督河间王司马颙任用李含这种奸佞,将要在关中作乱,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奸情,将率领秦州六郡将士为国除害,铲除李含。
    这种擅自兴兵的行为当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赞许,而且长沙王此刻并没有下定决心要与河间王翻脸,但是秦州山高皇帝远,皇甫重一意孤行长沙王也是鞭长莫及。为求息事宁人,长沙王让惠帝派出专使,到关中劝皇甫重罢兵。
    等使者带着诏书、节杖,风尘仆仆抵达秦州,为时已晚,双方军队摆开阵型酣战正欢。原来秦州六郡内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辖下的陇西太守韩稚与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间王乘虚而入,下令韩稚和金城太守游楷纠合秦州凉州四个郡的郡兵,进攻皇甫重。游楷出身金城游氏,与金城麹氏是当地两大豪强大户,秦凉两州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两户的富足强盛:“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一仗表面上是河间王在利用关西诸豪强之间的矛盾来对付皇甫重,实质是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乱世将起,想浑水摸鱼趁机扩充势力范围。这一仗旷日持久,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败被杀告终。那时李含、皇甫商两个始作俑者已经死去,长沙王已经死去,河间王也离死不远。在此役中获胜的韩稚、游楷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势,数年之后,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这又是个同族鹬蚌相争,结果被异族捡漏得利的大败局。
    使者劝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阳。长沙王见地方势力如此跋扈,视中央权威如无物,又气又无奈。生完了闷气,长沙王觉得李含这人留在关中实在是个祸害,就让惠帝任命他为河南尹,调到洛阳任职。
    河南尹负责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数兵权的重要职务,长沙王此举也含有笼络的意思。谁曾想李含这人实在鬼蜮,他是带着阴谋而来的。到洛阳后,李含多方积极走动,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说动长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说起来惊心动魄,李含要谋杀长沙王。
    李含一到洛阳,皇甫商就密切注意着他的行踪,很快皇甫商就发现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间王的党羽之一、侍中冯荪又来游说长沙王召还皇甫重,等冯荪走后,皇甫商向长沙王报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迹和阴谋,接着他对长沙王说:“河间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祸乱将至。此前河间王的借刀杀人之计,也是李含提议的阴谋。”
    当初河间王借刀杀人的痕迹如此明显,长沙王顾全大局所以佯装不知,但他没想到忍辱负重的后果,竟然是招来变本加厉的谋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沙王新仇旧恨一起算,在洛阳范围内清肃河间王党羽。
    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
    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
    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
    三、荆扬有寇
    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
    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
    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
    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
    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
    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
    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
    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加官进爵,进一步巩固他在荆州的统治;后来齐王遇难,长沙王上台,新野王择木而栖,跳向最粗壮的枝头,频频向成都王示好。长沙王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势力单薄,对新野王无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对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时候,益州叛变越演越炽,终于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荆州。荆州的太平日子到头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统帅率先遭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乱源起于惠帝的一道诏书。
    太安二年初,长沙王发现平定蜀中叛变仅凭罗尚孤军奋战是难以奏效的,于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节惠帝派遣宗岱、刘沈入蜀的两道诏书,即是这一方策指导下的产物。
    宗岱入蜀之后,蜀中战局焕然一新(虽然只是昙花一现),长沙王一高兴,就让惠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趁热打铁。这道诏书的内容是向荆楚江扬诸州招募义勇,作为后继部队到益州助剿。这道诏书是壬午日签发的,因此史称“壬午诏书”,这道诏书惹下了滔天大祸。
    “楚风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江扬一线又是多战之地,民风勇武好斗,又因为归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动难安。孙吴灭亡之初,就有吴人多次试图复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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