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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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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既定,成都王就果断行事。谒陵归来,惠帝在宫中东堂大殿召见成都王,成都王对皇帝哥哥推辞功劳,谢绝一功封赏与官职,说拨乱反正“此大司马冏之勋,臣无豫焉”。然后极力赞誉齐王的功德。
    当时洛阳城内虽然有成都王府邸,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成都王平时都居住在军营里。他的军队驻扎在太学院,成都王不愿再在洛阳逗留,觐见完毕径直出宫,到太庙向列祖列宗道声别,不回军营,从东阳门出洛阳城,直接上道奔赴邺城。
    途中,成都王给齐王留了封信,表明去意。
    成都王的信柬被送到大司马府,齐王大吃一惊,当时他其实也在天人交战,彷徨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在阴谋诡计中浸淫已久的人乍见真诚,都会惊愕得难以置信。齐王冷静下来,立即跨马出城去送别成都王。
    齐王追上成都王是在洛城东北的七里涧,齐王极力挽留,成都王则绝口不提时事,只陈说忧心母亲的健康,要回邺城供养高堂。两人依依不舍,最后洒泪而别。
    这一幕是“八王之乱”中唯一令人感到温馨的场景,即令作者这样内心阴暗的阴谋论者,也绝不怀疑此时成都王的谦让有假,不怀疑齐王的歉疚有诈。据说当时正好有百姓在场,这个场景使世人依稀产生了幻想,也许,这次天下真的要太平了。
    可是很快这个幻想就破灭了,人们将看到成都王的军队再次杀出邺城,攻向洛阳,齐王则身首异处,曝尸于城门之外。那个时候回首此时之情景,让人只能空叹世事之无常人心之难测。
    成都王虽走,但齐王感激于心。他派遣驸马王粹追到邺城,再次宣诏任命成都王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给成都王加九锡。
    成都王接受了官职任命,推辞加九锡,态度很坚决。但齐王态度更坚决,他再次派出使者,一定要成都王接受九锡,同时再次邀请成都王到洛阳,共同辅政。这次邀请就带有表演性质了,齐王应该知道,成都王既然回到邺城,就不可能二次赴洛。
    果然,成都王还是不受九锡,并且再次推辞要留在邺城供养母亲,谢绝了皇帝的恩宠,也谢绝了齐王的好意。成都王的说辞一半是借口,一半也是实情,程太妃爱恋邺城不愿意随儿子去洛阳,而成都王是个大孝子。齐王见成都王始终坚持,于是作罢。
    成都王舍弃了权势,却获得了清誉。史书上说“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成都王趁热打铁,给自己麾下邀功请赏,追随他的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石超等人都被封为公爵或侯爵;成都王又表请朝廷开官仓,赈济因战火侵扰而陷入困顿的阳翟百姓;成都王还以成都国国王的名义,收敛在黄桥一役中阵亡的将士,刊石立碑,嘉奖死者功绩,同时成都王的仁心也推及敌人,赵王那方的阵亡将士也被他一并掩埋。
    相比于齐王苦心积虑地谋夺执政地位,结果却是自己往火坑里跳。成都王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麾下的拥护,还收买了全天下的人心,显得明智、有效而又实惠。
    成都王一走,河间王孤掌难鸣,只好怀着对齐王的不满退回关中;常山王势单力薄,也只好表示臣服。危机解除了,洛阳完全落入了齐王的手中,齐王抖擞精神,开始应付朝政。
    齐王首先做的也是笼络宗室。惠帝的前十年齐王一直在洛阳,他冷眼旁观了“八王之乱”的前半截,明白所有是非曲直。当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冤死至今令世人惋惜,为了顺应民心,也是为了取得常山王与成都王的好感,齐王给楚王与淮南王平反:
    楚王司马玮被追赠为骠骑将军,楚王的儿子司马范被封为襄阳王,官任散骑常侍。司马范很有气节,十年之后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范与王衍等人一起被石勒俘虏,王衍对石勒奴颜婢膝,甚至向石勒劝进称帝,其余人等也纷纷向石勒乞求饶命,唯有司马范神情俨然,呵斥同僚:“今日之事,何复纷纭!”最后从容赴死。
    淮南王司马允被追赠为司徒,按王的礼节改葬,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与父亲一起死于洛阳街头,于是齐王将自己的儿子司马超过继给淮南王,延续淮南王香火。司马超后来也在永嘉五年与司马范一同被俘,一同遇害。
    既然楚王都平反了,那么对于常山王的处罚就变得没有道理,齐王于是恢复了常山王的封地,司马乂重新成为长沙郡王,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由于同样的理由,在外流放了十多年的前东安王司马繇也恢复了王位,从带方(今朝鲜境内)那个苦寒之地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
    东安王司马繇回来了,他的仇家、也是他的亲兄弟东武公司马澹就倒霉了,司马澹此前依附贾氏、然后又依附赵王,现在终于被清算。不过清算的方式比较特别,由司马澹的母亲诸葛太妃出面告他不孝,然后以不孝的罪名将其与妻子一起流放辽东。
    齐王接着重新分配政权。赵王迅速崛起又迅速覆灭,崛起之时就像洪水,清空朝堂填以杂物;覆灭之时又像退潮,卷走杂物留下一片空空荡荡,除了皇帝是现成的,文武官员都得重新选任。
    齐王请出了被赵王废黜,又在勤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琅琊王氏,由王戎出任尚书令、王衍出任中书令,王衍的族叔王彦被封为公爵,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琅琊王氏的政治投机得到了丰厚回报,不仅收回失地尚书台,还首次占领了中书省。随着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豪门大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失势,琅琊王氏俨然成为西晋第一高门。
    前面几任执政者杨骏、汝南王、赵王,都通过大肆封赏,来换取朝臣的拥护,齐王不需要做这么低级的事情。齐王不像杨骏汝南王等人完全靠机缘巧合或者使诈取得执政地位,他刚立下不世功勋,威信犹存,这是原因之一;齐王让惠帝朝前期的一系列名臣出任要职,如乐广、刘暾、高光等人,他们已经无法再装清高,为了撇清与赵王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忠臣,他们只有积极的配合齐王,这是原因之二;齐王有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朝廷真正的权力中枢实际是齐王的大司马府,实权都操控在齐王以及他的军政府手中,朝堂只是一个摆设,所以无需取媚于朝臣,这是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国事艰难
    执政之初,齐王还是很被人期待的。比如那个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平原王司马干就对齐王寄以厚望。齐王刚入洛阳时,宗室、朝臣纷纷准备牛酒犒劳齐王,司马干也在其中。不过老王爷行事异于常人,他没备牛酒,怀里揣着一串铜钱,对齐王说:“赵王谋逆反叛,你能兴此义举,你是有功劳的,这一百枚铜钱是给你的褒赏。但是呢,大势难居,你可要谨慎行事。”
    过了几天,老王爷再次拄着拐杖找到齐王,对他说:“你可别学那个白女儿!”——“白女儿”应该是“柏女儿”的误写,司马干与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们的母亲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张氏,张氏年老色衰后失宠,司马懿说她“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气得张氏寻死觅活。那时受宠的是柏夫人,赵王司马伦就是柏夫人的儿子。司马干母子忌恨赵王母子,因此称赵王为“柏女之儿”以示疏离与轻蔑——司马干专程跑来,目的就是告诫齐王低调收敛,别学赵王玩火自焚。可是后来齐王还是令人失望的身败名裂,死了,司马干哭得最伤心,他说:“宗室日衰,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对于齐王最后的失败,《晋书》老调重弹,归结为个人道德不好,说他“骄恣无礼”,说他“临祸忘忧,逞心纵欲”,仿佛齐王只要提高道德修养,温良恭俭让,一切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当然是痴人臆语,晋朝的政治早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元康年间硝烟未起,贾、张、裴等人上下同心,也不过是勉力维持,减缓颓势而已,更何况如今天下鼙鼓频传、人心离散?司马懿再生只怕也是有心无力,齐王注定很难有所作为。
    当家不易,柴米油盐事事关心,杂碎烦琐却又性命攸关,当国更是如此。齐王遇到的困难都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略使小诈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洛阳没有粮食了。
    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
    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
    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
    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
    齐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从来没有为吃饭的事情操心过,现在一下子必须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齐王找到当时的度支尚书想办法。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物资的收支,他辖下专管仓库的尚书仓部有一个叫陈敏的仓部令史,提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这是一个好主意,朝廷马上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去恢复漕运,不久之后陈敏又改任广陵度支,将江南粮仓里积储了几十年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
    陈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运有专门护运的军队,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部分军队被称为漕运兵。江南水道纵横交错,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让陈敏统领大量漕运兵,六年之后,陈敏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叛乱,试图割据江南。
    当然,他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没戏了。
    对于粮食危机,成都王也是有责任的。由他带入洛阳的军队有二十万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时候,并没有把军队带走。当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赞誉的壮举,而好像是在仓皇地逃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都王确实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万军队有一大半是从各地投募来的,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强的部队(注:即是地方大户的私兵),这些杂牌军严格来讲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晋朝的地方军基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响应成都王的表面理由当然都是忠君爱国,内心的真实动机却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爱国之余,兼顾着政治投机,还有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
    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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