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到奴役之路-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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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能逆来顺受；视谎言为真理；视苛烦为当然；视强颜为欢乃人生义务；说不愿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只问利害，不管是非；俯伏于既存势力之下，若野草之习于生存在石缝中者然；随时调整心理角度，以适应各种政治变化；掏空自己底头脑，一点自己底认识见解也不能留，以便随时让人注入红蓝白黑各色染料；除政令与政治教条以外，绝对不认真抱紧任何自然律和人文律。总而言之，只要能够活下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手段。所以，在极权统制之下生存的人，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人生哲学，即是“唯存主义（raison d'étre）”：只要能够活下去，其他一切在所不计。——译者）
照我们看来，极权制度是否定一切道德价值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民，看起来似乎是对于极权制度无限支持的。可是，如果我们因此以为在极权统制之下的人民没有道德上的热忱，那是很不公道的说法。因为，最大多数在极统治权之下的人民并非如此。吾人须知，在像纳粹主义之类的运动背后所隐藏的道德情绪，其程度之强烈，也许只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才可以与之比拟。在极权制度之下，只承认个人不过是为达到像邦国或社群这些较高层次的东西之目标底工具，因此令人恐怖的那些事物也就随之俱来。（千真万确。非亲身尝试者，不知个中滋味。但是，有的社会则患“道德冷感”。悲夫！——译者）从集体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于持异议者不宽容并施以暴力压迫，完全不顾个人底生命与幸福，俱属以社会与国家为至上而个人则为其工具之无可避免的结果。集体主义者对于这些结果都予承认，同时并且认为极权制度比“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制度优越。他们以为，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之下，个人系为其私利而活动。这么一来，便妨害社群公共目标之充分的实现。许多德国的哲学家一再宣称为个人幸福而努力乃一不道德之事；只有完成邦国所赋予的义务才值得称赞。这些人作此类论调时，出言完全是诚实的。当然，在不同文化传统之中生长的人是不易了解这一点的。 （但诚实的人不一定不狠刻——海光）
吾人须知，一个邦国如果有一个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标时，那末任何普遍的道德便无容身之地。（例如，在苏俄，所谓“实行共产主义”高于一切，于是所有道德、宗教、伦理、艺术，都得退避三舍； 最低限度，也得编入这一政治目标之下。海耶克教授此言所表现的识见，较之那些闭起双眼来捧颂“仁义道德”的泛道德主义者高明万倍。弄不清病势而妄投药石的江湖郎中，鲜有不盲目杀死病人者——译者）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使是民主国家，在战时也难免发生类似的情况。不过，在民主邦国，即使在战时或遭逢最大最大的危机，其采取极权主义的方法之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民主邦国为了达到一个单一的目标很少把其他一切置诸不顾的。（极权邦国视讲自由为捣乱，动辄借口“紧急需要”而剥夺个人自由。共产国家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彻底。——译者）吾人须知，一旦少数几个目标支配着整个社群，则人民之忍受残暴便成为一项无可避免的义务。在集体主义者看来，为了达到社群底共同目标，个人底权利和价值都是可以牺牲的。（这是人间最大的罪恶与诈欺。现代的大悲剧，主要由此诈欺造成。究其实际，倡此说者，以纳粹和共党之流为例，不是一人，便是一党。彼等于夺得权力以后，置全社群于其铁掌控制之下，为所欲为。这样一来，所谓“社群底共同目标”，不过彼等利用之一借口而已。——译者）
如果一个人在极权统治底建立中想有所效劳，那末他必须准备接受那些为卑鄙行为而设计的虚伪辩护之词。在极权统治之下，只有最高的首领一人才可单独决定政治目标。而作工具的人，本身不能坚持道德上的任何信条。（可悲之至！ ——海光）总而言之，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首领。除此以外，最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作人必须完全没有原则（unprincipled）；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必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作人，必须没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因为，是非善恶观念如果横在他们心里，便可能搅乱首领底意图。（一语道破。欲行极权统治，必须破除人情，破除道德，破除风俗习惯，而不顾一切。——译者）权力者能满足的口胃，只有权力的嗜好，以及别人对自己服从时所得到的快乐。
依照我们底标准看来，品格比较完善的人便不能在极权政治中居于领导地位。（巨眼观透——译者）在极权统治之下，许许多多坏事都是假较高的目标之名而行的。极权统治者做这些坏事时，所用的技术同样专门，而且也很讲求效率。存心做坏事，乃增进权力的一条大路。（此语有至理存焉。直可媲美马基威尼也！——译者）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中，爪牙们必须凶暴，长于威吓，巧于诈伪，惯于侦伺。无论是盖世太保（Gestapo），或集中营底管理，无论是宣传部或相似的组织，一概都不是训练人道主义的场所。然而，这些场所却是到达最高位置的门径。（制造人间地狱乃成就极权统治之捷径。——译者）
这一类底问题，与极权主义底特色相关，也与所谓的“真理”相关。极权政治对于“真理”底影响为何，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我们必须另开一章来讨论。
海光附记：海耶克对极权主义认识的深彻实非罗素所及。海耶克对自由主义的了解之正确亦非罗素所及。罗素虽极崇尚思想自由，但其经济思想受费边社诸君子的影响，以致走入边沁式的道途。于是，他的自由主义不是维格式的纯种自由主义。海耶克所持自由主义才是纯种的自由主义。请进而阅读《自由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论思想国有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一章
译者的话
国家，在与其中的个人相对的关系上，以或多或少的程度，是权威之一种。绝对的极权国家绝对地把思想国有化。既然如此，可见思想之国有化，是思想之权威化（authoritarianization）。思想权威化，因时代、社会、或地域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态。在部落社会，酋长底想法是部众行动底准绳。在东方的君权时代，常有自称或被称为“圣君”者流底念头立为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为“大逆不道”；士人进身之阶永被斩绝。这，在西方，相当于宗教除革（exmunication）。在西方教权盛行时期，僧侣底经典是支配思想的“大经大法”。到了现代，反民主自由的党权崛起，共产党化思想则强天下从同。这些形态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样，说法各有千秋，有的标尚唯心，有的强调唯物，有的自命实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
思想一经权威化，人间就惨祸大作，黑暗就笼罩大地！古往今来，为了所谓“信条战争”，牺牲了多如生灵！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权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洛杰培根（Roger Bacon）；伽利略（G。Galileo）；不过是其中的显例而已。（请参看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2）时至今日，在稍有实证态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来，人类在这条旧路上走，何其残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费！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于知识革进，三四百年来，无日不与权威思想抗争，以至于有了启蒙（Aufklaerung），有了科学。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可以平视这个真实世界，不再为那些幻觉（illusions）白白流血，冤枉性命。这本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条大的趋势。史迹斑斑可考，明显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现在居然还有人歌颂“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构出来的“道统”强人顶礼膜拜；捡拾被若干西方学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铺陈其玄思心理（speculative psychology，借用Prof。 Quine 底字眼）之恍惚产品而不许加遗一词（请参看K。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纳信徒弟子，俨如创救。这种狂愚的行径，令人不知何以为词。
吾人须知，将历史人格化，系一pathetic fallacy。这一谬误，系由pathetic muddle所生。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这一类底原始毛病，正被现代哲学解析家、及语义学家批析之不遗余力（请参看H。 Feigl：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M。 Black：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们对于哲学上这些新近的成就之对于玄学的洗刷茫然无知，而只说一声“这是哲学之堕落”，殊不足以抵偿学知之固陋。
所谓“历史文化”一词，如果有意义，系指由主、客、内、外、自然、与人交互作用而在时空中形成的一组可经验的复合事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历史文化”主义者却单独把ethos凸提出来视作历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称系借自Hempel，并从其用法。）这种想法，多少系出自“体系癖”。任何体系，如构造周密，常给人一种融贯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确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随融贯感以俱来。于是，不善造体系者，面对似善造体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实，自诸非欧几何学、公设学（Axiomatics），设备技术（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系统学（Systematics）出现以后，所谓“体系”也者，已不复能作迷魂之阵。任何系统底内部建构是否严密是一回事，是否能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且自纯形式的考虑着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发而抽绎成一个系统。这种抽绎工作；可委诸Von Neumann设计完备之电脑，固无待乎“哲学大家”从事也。这个世界底事象如此繁复，吾人从社群实际生活底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斯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斯实系一丘之貉。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人借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于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分高估哲学家底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革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这个政党底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之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谓，却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