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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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情，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国画》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干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情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
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创作谈
我的小说每次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会有些惶恐，因为这篇创作谈实在不好交差。
《没这回事》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小说中有关明逊帝建文皇帝的传奇倒是有史可证，而所谓铜匣子的故事就是那些严肃的学者和正经的君子颇为不屑的小说家言了。
尽管如今做小说很让有些人见笑，我倒是知道自重的，并不想玩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去让人更加看不起。所以我的小说《没这回事》想表达的其实是“有这回事”。那空空如也的铜匣子在我们民族其实被承传了千百年，并在继续承传。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乃至政治，都有形形色色的空铜匣，被我们视如至宝，顶礼膜拜。我们或者并不知道铜匣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物，或者知道铜匣子里从来就是空的，或者知道铜匣子里的宝物早就被哪位祖先窃取了……不论如何，只因为这铜匣子是先人传下来的，就神圣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极不愿做的事，就并不觉得奇怪了。于是，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教世界，遍地是飘浮着虚伪空气的教堂，到处是面慈目善却口是心非的牧师。倒是牧师们只要表演得敬业和虔诚，或许有机会熬成一方红衣主教，而他们是否会给教民们带得福音就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在各式各样铜匣子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许最懂得铜匣子百无一用的，就是极力维护铜匣子权威的史老太爷那类人了。不为别的，只因那铜匣子能给史老太爷们绝对的威严。想探究铜匣子秘密的人倒是常有，譬如小说中的史维、史纲和史仪，但他们要么陷入莫名其妙的使命意识的魔圈，要么凿穿了秘密而被神圣的铜匣子抛弃。史维三兄妹最终都知道那个铜匣子原来并不值得奉为神灵，只是不想让老太爷生气，就暂时依了老人家吧。老太爷生气了，家里就不会稳定。家和万事兴啊。他们知道老太爷毕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只是心照不宣，免得落下不孝的罪名。哪知老太爷百年之后，老奶奶尚健在。老奶奶虽不是嫡亲的，但老太爷遗教在耳，谁敢违拗？老奶奶想私下打开铜匣子，这也许正是史家列祖列宗瞒着别人都做过的事，只是她运气不好没能打开匣子看个究竟。不过她仍要把这个铜匣子传给史家后人的，她相信这个神秘家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寓言，演绎的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会继续演绎下去。记得当时我写完这个小说，恍惚间有种疑惑：到底是铜匣子错了，还是钥匙错了？
您可以不高兴
我从不幻想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小说。上帝还有人诅咒哩，何况我一介书生。小说不被有些人喜欢，并不让我沮丧。有人喜欢的东西，必然有人不喜欢。世事大抵如此，不足为怪。相反，我的小说让一些人不高兴了，倒令我十分高兴。
有意思的是，不喜欢我小说的人并不一定不爱看我的小说。有的人捧着我的书，边看边骂，也还是看完了。有的人因为身价而傲慢，尽管在我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却只说随
便翻了翻。还有人看了我的小说却硬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实在好笑。到底有多少人看我小说的时候是骂骂咧咧？我没法知道。从小听老辈人讲，你若打喷嚏，肯定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幸好这是迷信，不然我就成天喷嚏不断了。
倒是我真的偶感风寒时，朋友们在电话的另一端听我打个喷嚏，会十分关切，嘱我多多珍重。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从遥远的北方来信，特意关照说，最近气候变化无常，请您保重身体。我的爱人特意买了块玉雕花生，挂在我脖子上。据说北方叫花生长生果，我爱人买的这块玉佩又是两颗连着的花生，寓意双生，也是祝我平安的意思。我突然发现自己被亲人和许多陌生的人关心着，可掠过心田的却是淡淡的忧伤。我真的那么值得别人关心吗？我的健康和平安真的很令人担心吗？
我尽管很少打喷嚏，但我知道自己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实在太多了。大凡心智健全的人，都是容得下别人批评的。我还从没在任何场合回应过别人的批评，希望朋友们别误会我对什么意见都置若罔闻。别人有批评或不批评的自由，我有回应或不回应的自由。想侃侃一种批评意见，也纯粹是好玩，算不得对批评的正经回答。正经的回答文章，就得按批评文章起承转合的套路写来，而且应该有些学术味，而我前面绕舌了老半天还不知要领，也闻不到半点儿理论气味。
这种很好玩的批评意见是：我的小说有诲淫诲盗之嫌。他们说我把官场套路写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果别人照着学，不更加助长了官场恶习？
据说过去的皇帝老子很忌讳《水浒传》，怕的就是老百姓跟梁山好汉去学。其实这忌讳好没道理的。我想，显然是先有了梁山好汉，而后才有《水浒传》，宋江们的起事肯定不是从《水浒传》里学来的吧。《水浒传》之后，中国最有声势的农民闹事，好像只有李自成、洪秀全和义和团，而且这些造反的人是不是看过《水浒传》还说不准。有次，某公同我说到诲淫诲盗的事，我故意冒充饱学之士，幽默了一回。我说，据我考证，洪秀全平生从未见过《水浒传》，他天生就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门心思要考状元，做大官，所以大半辈子埋头苦读四书五经。只因考场屡屡失意，才一气之下要造反：他妈的，老子大官做不成，干脆就做皇帝去！某公听了，将信将疑，却不好多说什么了。我想，即便《水浒传》之后的农民闹事都是受了施耐庵的挑唆，那么，《水浒传》之前枭雄蜂起、战乱频仍，又是谁之过呢？
我倒是发现，从陈胜吴广开始，凡要率领众人干大事，就必须装神弄鬼。陈胜帛书“陈胜王”三字，藏在鱼肚子里，让人“偶然”得之，传为怪异。吴广从中帮忙，夜学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怪叫。群氓便以为陈胜是上天派来的，都提着脑袋跟着他干了。后来，黄巢、黄巾军、洪秀全、义和团，等等，都干过装神弄鬼的事。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装神弄鬼在中国仍可大行其道。李洪志闹得太不像话了，终于翻了船。还有不少神乎其神的“大师”们，依然活得很体面，很自在。其实，造反和装神弄鬼，都是无师自通的，并不需要别人教唆。
我倒真希望自己的小说有那么大的魔力，也好让我有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倘若如此，我只需将自己的小说全都销毁掉，并就此封笔，从今往后就政风清平，乾坤朗朗了。可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其实官场上左右逢源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比我聪明多了，用得着跟哪位作家的小说去学吗？！他们运用自如的官场套路和游戏规则，没有哪本书上阐述过，可他们天生就会。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的实际操作原则大多是上不得书的，因为无法堂皇。作家们既缺乏为官术的理论功底，又无缘身体力行，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依样画葫芦是低级劳动，被人看轻也自有道理。我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官员腐败的报道，因为见得太多，渐渐没了愤怒的兴趣，却常常为他们的智慧而自觉汗颜。他们为了多贪多占而玩出的花样，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种手段，肯定没谁教过，而且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从哪位作家的书里学来的。任何一位腐败官员都比作家要高明许多，他们若是读了作家们写的揭露官场腐败的书，肯定会暗自发笑，骂作家们真他妈的没过世面，因而也就更有理由瞧不起作家。不仅腐败官员们自己智慧，就连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有位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了起来，可就是搜不出存折。专案组费了天大的力才找出了存折，却发现藏存折的办法十分简单，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原来，这位官员的老岳母将女婿的巨额存折用塑料纸包好，塞进一块肥肉里，放在冰箱里冻着。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惊起？！
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