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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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
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第十四章 武装叛乱的失败
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十月七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乃是“帮秀才”。“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六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
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飆，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就连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在这一天仍如期举行婚礼，没有察觉王洪文在北京已发生了意外情况。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十月七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毕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肖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乐。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住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伯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关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是怎样度过那些惊弓之鸟的日子，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报道。
本书注重翔实。笔者在小山般的“文革”档案中，查看到徐景贤亲笔所写的长篇文代。这是笔者所见到过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中，最为详细、准确的一篇。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徐景贤是重要的当事人，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第二，徐景贤毕竟是“秀才”他的交代思路清楚，表达也具体、形象。
以下引述徐景贤的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长篇交代。在某些地方，本书作者加以必要的补充，用括号注出：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肖水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引者注：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刘湘屏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住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引者注：当时马天水没有直接与王秀珍通话。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虽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肖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这种种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