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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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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对秦始皇看法的一大转变。据他自己说,他的关于历史分期看法的几次改变,是从毛泽东关于在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中受到启示,有意识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研究问题,即抓住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特别是抓住决定封建社会性质的地主阶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去研究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的。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免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批判的遭遇。他想不到毛泽东竟会在这样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旧事重提,而江青等人更是抓住他的“问题”不放,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三、毛泽东说了话

  毛泽东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孔子的。他对孔子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对孔夫子和孔孟之说也是十分崇仰和信奉的。这也是当时的时代使然。因为那时人们读书识字,都离不开孔孟教育。而到五四时期,由于新思潮的冲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其中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接受西方新进思想的影响,对于孔孟之学才由怀疑进而至于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之学实在是保守以至是反动的。青年气盛的毛泽东自然也是如此。当时,他在《湘江评论》中着文,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孔孟之学。他公开阐述了自己反对孔学的理由,说:

  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孔学的核心是维护现成秩序,这和毛泽东要革命,要推翻旧的制度,显然背道而驰。所以他多次抨击汉儒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点。应该说,毛泽东这种观点和态度是积极的,革命的。

  不过,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从总体上不赞成孔学,但对孔子的一些具体主张还是很赞赏的。

  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39年2月,他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草稿提修改意见时也指出:对于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

  1943年6月,他又在一个材料上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也常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孔孟的言论。当然,他不是一般性的照搬和引用,而是以他的聪慧和睿智赋以新的意蕴。例如延安整风时,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用肯定的语气说到“孔夫子提倡‘再思’”,意在鼓励人们开动脑筋,勤于思考。而早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也曾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这里,又是用孔夫子的话来鼓励人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可以说,毛泽东是把孔夫子的话发展了,学活了。

  毛泽东不仅不是一开始就反孔,后来也不完全反孔,对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看法,开始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十批判书》中有一篇文章《孔孟的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共七项。”毛泽东对郭沫若这样说孔子,不但同意,而且十分欣赏。1954年9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就以赞同的口吻说道:

  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时间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孔子则是较多持批判态度了。

  开始,他还说一些孔子的好话,如1964年2月3日关于教育问题的春节座谈会上,他肯定孔子开创私塾,结束了贵族官僚垄断学校的历史,使庶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赞赏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还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平民教育的先驱,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

  不过,当他把孔子和秦始皇放在一起看,有意无意地对他们进行一些比较时,他对秦始皇的好感和对孔子的恶感就显得十分清楚了。就在上述肯定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之后不到半年的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就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说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这一年的8月,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

  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

  1965年6月13日,他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时,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就更明朗了。胡志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接受了许多儒家思想的影响。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毛泽东在和胡志明谈话时也说到孔子及其学说。毛泽东因为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是“同志加兄弟”,所以说话也十分直率。他对胡志明说:“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是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是崇尚“办实事”的秦始皇,而看不上“说空话”的孔老二的。

  由此看来,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他们对于孔子和秦始皇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刚好是逐渐分离,逐渐相左。按理说,这些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以至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如果严格纳入学术范畴,观点的不同是正常的,不应该引起多大的矛盾,更不应该由此而带来一方对另一方的政治批判。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如此,特别是在当时那样强烈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空气之中,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就几乎为他带来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着作,一直十分注意,甚至可以说历来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这些书上都有圈划点,留下了认真阅读过的痕迹。

  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晚年因为视力不好,还特地印了大字本来看。开始,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说其中有的(观点)是好的,有的有错,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他说: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也是基本上有点崇孔,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呵。

  这里毛泽东虽然说了自己和郭沫若以及范文澜在孔子问题上观点的不同,但语气平和,还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并未上升到政治问题的范畴,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不仅是郭沫若,大概连毛泽东本人也不一定料到后来事情会发生变化。

  “9·13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其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中央决定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和意义,作了如下的阐释: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国内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样,就把是“尊孔”还是“批孔”提高到政治上是“革命”还是“反动”的高度来看待了。毫无疑问,这在郭沫若的头顶就戴上了一道“紧箍”,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里了。

  就是在这时,毛泽东给了江青一册大字本《十批判书》,同时随意地诌了几句顺口溜,曰: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几句“顺口溜”,在毛泽东看来,也许只是表示出他对郭沫若“崇拜孔二先”的不满,属一般性的批评,因为“顺口溜”中还称郭沫若为“郭老”。他没有想到自己“伟大领袖”的身份,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指示正在发起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要斗争。尽管他是随口说出的几句“顺口溜”,但对于郭沫若则是很重、很尖锐的批评了。

  就在这一年(1973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宣扬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同时也常夹带着对郭沫若的批评。

  7月4日,他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对他们说: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

  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抉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尽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7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时,又说:

  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460人,他崇尚法家。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是崇儒反法。法家是前进的嘛!我们社会要发展,要前进。……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坑儒也不过坑了460人。

  如果说,这一些,还只是夹带着地点到郭沫若,捎带地批评了郭沫若,那么,8月5日,毛泽东让江青记录下他新作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这首诗是专门说郭沫若,给郭沫若的。诗曰: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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