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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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
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
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
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
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
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
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
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
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
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
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
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
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
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
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
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
“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
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
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
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
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
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
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
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
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
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
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
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
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
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
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
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
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
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
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
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
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
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
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
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
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
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
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十、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