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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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农村工作时，发给了我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这钱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面放了一张护校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把您派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宁格勒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到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明斯克地区贝列金诺中心区的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间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能配备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时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它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指挥员召集大家列队，然后点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指挥员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想到花儿。
“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街道两旁自动排起了围观的队伍：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营全是姑娘……我们坐上军列向前开，那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很幼稚。我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车厢连接处。有几个小伙子邀请我们过去坐：‘姑娘们，你们一定饿了。我们这儿有面包干。’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才不去呢。’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
为什么在大量的细节中，我只挑选这样两件呢——一手提箱糖果和绑在枪刺上的紫罗兰？也许是因为我想要了解的这个姑娘的性格是我所熟悉的但又是最为真实、最为亲切的。不管那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正是这稚气未脱的一手提箱糖果和一束紫罗兰所引起的三次额外勤务，极其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远胜于大批敌军被炸毁的军列、击落的飞机，烧坏的机械化装备，以及大量的战利品。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消灭了足以奠定胜利基础的敌军军列、飞机和机械化装备。而今天使我最为激动和感奋的，却不是军事战役的描写，而是战争中人们生活的细微末节。战争强化了当时生活中每桩事实、每件琐事的意义，在这儿，生活已改变了原来的面目。
这些普通姑娘到底是怎样变成了非凡军人的呢？她们虽然时刻准备建立功勋，但她们并不适应军队。同样，军队也不适应她们，因为姑娘们大多是自愿参军的。人们对她们估计不足，也没思想准备。“我在兵役委员面前又撒泼又撒娇。兵役委员奇怪地问我：‘谁告诉你说要接收姑娘参军啦？’要知道当时战争才开始没几天……在这一年中，我死活认定：我是能作出什么贡献的，可是什么贡献也没让我做，除了往前线寄去唯一的一双暖手套。我的毡靴是三十四码的，寄去也没有用。于是我又接二连三地跑兵役委员会……”——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娅（列兵，侦察员）回忆说。
当兵的学问她们不是迅速而轻松地掌握的。得穿四十码的厚毡靴和带帆布套的美式大皮鞋（她们管帆布套叫‘履带’），还有军大衣，而且必须剪掉辫子（个个姑娘都对这惨痛的损失耿耿于怀，少女的过去和军人的今天从此截然分开），习惯军队纪律，学会识别军衔，学会射击目标，匍匐前进，缠包脚布，一连几昼夜不睡觉，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带上防毒面具，挖战壕……这些具体的战争生活，在她们要求参军之前，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
格鲁吉亚奥甫恰村的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列兵，高射机枪手）回忆道：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分队长古利亚耶夫下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我们认为：他能教我们什么？……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服装：大衣，船形帽，军便装，裙子。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四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做这么小尺码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发了我一双四十二码大皮鞋，不用解鞋带就可以直接把脚插进鞋筒，皮鞋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
“我列队走过石头马路时，路上都进出了火星，我的步态稀奇古怪，根本不象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
“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你三次额外勤务’“我回答说：
“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皮鞋掉在地上了，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到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是不能象别人—样走的。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六码的高筒靴……” ．她们就这样，告别了青春，告别了无忧无虑，稚气未脱的生活，跑来适应军队纪律了。……
莫斯科人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飞行员）在信中写道：
“我们那时都是象你们现在一样的小姑娘，别以为，我们是如何与众不同。纪律、条舍、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每天站岗守卫飞机。条令中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
另一位莫斯科人，空军大尉克拉芙季亚·伊万诺夫娜·杰列霍娃讲述道：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你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的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 姑娘们一边剪—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辫子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
“‘队长同志，您的命令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
“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简靴，晚上就在镜 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邮包寄回家去。
“不过，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驾驶新式飞机，这在和平时期需要两年。为了做到这一点，得要求姑娘们具有军人气质，要求她们对任何别的事情都不分心，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每次我们乘汽车去澡堂洗澡，看到城里的女人全都穿高跟鞋，戴着漂亮的头巾。她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是我们从前那种老百姓的口子。我发现，我的姑娘们个个都沉着脸……”
经过了六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的训练，她们有的获得了护士证书，有的在狙击学校、航校或工兵学校学完了速成训练大纲，于是她们便加入了狙击手、飞行员和工兵的行列。她们拿到了红军证书，但还远不是军人。所有这些都只能证明她们经过了学校学习，她们有这方面的学问，但还没有经过战争和前线的考验。战争和前线对她们来说还只是书本印象，往往是些稚气十足的概念。
兵役委员会接受了一批杰出的战士。有些土兵被派往游击队去工作，可是却有人问：“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上尉，外科医生）说：
“那年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一位上校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大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害怕登高。于是他建议：‘那我们把你派到游击队去吧。’‘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他最后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他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了……’“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一到，主治外科医生便出来了—会儿，看看我们，然后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斯杜捷别克’牌重型汽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过了一个小时，我已经上手术台工作起来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真累啊，累得饭都不想吃。
“我们在士麦林卡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铁路停运了，我们也四散跑开。我们的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 阑尾，他今天已经在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整夜，躲着飞机。可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象田鼠一样钻到地里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哦，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嘲笑。其实，我当时真说不定会倒霉的，不是吗？我直挺挺站着，白桦树树干白闪闪的……
“我是在魏纳市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一直渴望去。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但我们不愿意……”
野战洗衣队的列兵靳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家里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听人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于是我们就坐着，等着；那么，敌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说，这样吧，我们一块儿去关照—声，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过了扫射关了。我记得有个战士，对了，是个大男孩，军装上佩着—枚崭新的勋章。我们一点儿也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经历战争的。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而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内衣很脏，有虱子……”
最难熬的是刚到前线的那几天、那几周和那几个月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