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林彪-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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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的话，那些车队司机、厨房师傅、分管各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不会整天都那么忙忙碌碌。
唯独林彪的办公室安静。
处于林家中心地位的那个人，好象总是那样寂寞，甚至可以说是太寂寞了。他不仅将秘书放在办公室的帷幕后边，连自己妻子的休息室也安排在很远的地方。他诚心是要避开喧闹，独自欣赏安静。在云水翻腾的海洋里，他就象紧贴着海底的巨石，牢固地趴在阴暗冷寂的深水里。有时帷幕轻轻抖动一下，人们可以瞥见他银灰色便装和光秃秃的头顶。可马上就消失了。
他慢条斯理地踱出来，如同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灵，倏忽一闪就不见了。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尽管很多人在紧张地为他奔忙，可是这个无往不胜的战争之神并不喜欢那些不得要领的助手。他不喜欢轻易地麻烦他们。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格，有人说战争留给他太多的毛病——有些毛病已经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一般的医疗方法对其已无济于事。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似老叟承蝉。连向来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铁腕首领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赞扬过他：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
是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他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偶尔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院子里的小道上，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每天他都会那样默默地坐上五六个小时，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或者大厅中走一会儿，光线强烈时则绝对不行。即使在睡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这些结果和白天形成的文字往往丝毫不差。为了防止过错，他立下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压三个小时后再发。
在神圣的大会堂里，他这样静默；在幽深的别墅里，他这样静默；在毛家湾的家里，也是这样用沉默打发日月。毛家湾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螺旋状的大皂角在树上吊着，当皂角摇晃但互相不能碰撞时，当夕阳的光辉不能清楚显示物体的边缘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他可以忍受的，这时是他出来散步的机会。一旦那些皂角能互相碰撞并且发出声音，环境就已经不适合了。这是个标志。没有皂角的时候，就看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平常车子少，噪音不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一一五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据说没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声音。毛家湾的西边是一些民房，要有好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连吵架的都很少。毛家湾的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更少。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一天到晚上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能够向正上方升三四米时，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时候。但他对这种美好的室外散步并非十分在乎。如果室外不行，他就在室内散步，而且好象那是他更喜欢的形式。
一句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静思默想。绞尽脑汁地想，搜肠刮肚地想，不遗余力地想。他很认真，但是不奇怪。几乎所有的高级首领都是这样决策。除了听从上边的指示，就是自己琢磨。每天的生活就是琢磨怎么对付人，怎样搞到更大的权力并且保持这个权力，一直到死。他们没有别的机器可以使用，也不相信别种办事程序，即使死在那种形式里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神圣化，就一定会相信，那个形式能拯救一切美化一切。医生以为只要人人健康，这个世界就好了。鲁迅不相信，要救人的灵魂，以为劣根性一除，中国就强大了。平民百姓以吃穿为先，艺术家则相信审美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品德。政治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家则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那种独特的看来极枯燥极乏味的生活。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神圣道路是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文件。
林彪也一样。他从那些文件里发现政治的冷暖阴晴，在文件里观察每个人地位的高低变化，欣赏自己和别人的能力、性格与精明程度。每一条批示里都能寻找到权力变化的蛛丝马迹，每一个圆圈中都有远近亲疏。那是真正的贵族游戏，上层社会的杂耍，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稍微掉以轻心就会掉进人为的陷阱和魔鬼的圈套。这是最残酷、最难控制的战争，所以他们一般都需要尽可能的安静。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他一生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他的妻子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然而一旦出现，就会显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的林彪——中共最著名的将军，战争之神——就什么都不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困难。他只能卧床休息，绝对的卧床休息。如果只是轻微的流汗，只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严重时，则必须休息四五天。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生活。他没黑没白地考虑着他的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面前划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这就是林彪的生活。如果你还要知道些别的，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补充：他很喜欢孩子。无论是女儿林立衡还是儿子林立果，他都喜欢。林彪解放后到苏联养病，就是带着六岁的林立衡去的。他给女儿的名字——豆豆——也是来自他喜欢嚼黄豆的缘故。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两个孩子和母亲——林办主任叶群——的关系都不好。林立衡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叶群生的，派人专门调查过。林立衡一直查到自己的出生证，上面赫然写着她的妈妈叶群的名字，她才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可悲的事实。
这就是林彪的生命。他的生活内容非常简单，生活态度却非常慎重。这样一个喜欢把事情考虑得天衣无缝的人，却突然在据说是一场草率的未遂政变中死了。他的死亡对那时的中国来说，就象晴天的霹雳，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震懵了。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从官方的路标小心地绕过去，才发现了大不相同的真相。这些真相，将揭示他们君臣间倾心的依赖和刻毒的攻讦。尽管岁月的风尘这样沉重严密，漆黑一团，人们的惰性也渐渐承认了刽子手的阴谋。尽管杀人的元凶依然作为那个旗帜上的图腾，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仍然保护着那个盘根错节的集团，被害者仍被关押在历史的铁牢里，密封的黑幕使人听不见那些冤魂的沉重喘息。但是真相是倔强的，它们不断撒下一些东西作成路标，引诱人寻觅那个“不”。
要破译林彪的死，先应了解他生前的思想和行为。了解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更有趣，也更重要，不是因为需要先验与假设，而是因为只是简单地了解林彪的死，远远没有了解他的生活更有意义。那样，可以使我们得到更为重要的东西。林彪的死是一只紧闭的蚌壳，小心地打开它，细致地话说从头，庶几可以得到珍珠，至少是真的肉。
单薄多病、生活俭朴、淡泊寡欲、喜欢安静的林彪，解放后一直在休息养病。这种生活方式，最适合他当时的身心。就一般规律看，战争中倍受创伤的人，在和平环境中好好休息，是再好不过的了。被人看成颟顸老人的朱德，其实是最聪明的。林彪深深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他自己也喜欢安静的生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给林彪写过一封信，信后特别附录了毛泽东亲笔抄写的曹*的四言诗《龟虽寿》，鼓励林彪“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林彪得到毛的鼓励，喜上眉梢。那时他多么重要，然而又多么轻松！在政治上，他是毛的嫡系，不存在信任问题。生活优裕而安适，贵族的特权无处不在，优越自不待说。奋战沙场几十年，得到“常胜将军”的美名，也可以无愧于前人后人。他应当知足，也确实知足。
那么，一个本来可以上天做神仙的人，为什么终于入地作了魔鬼呢？有人说，林彪出山是因为叶群。他们的哲学理由是：上帝为了制造恶作剧，总是将不同性格的人排在一起。安静的林彪有一个不安静的妻子。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林彪是有个精力充沛、欲望齐全、风风火火的妻子——叶群。
叶群是个浑身洋溢着小家子气息的贵夫人。
她喜欢大红色的地毯，这种强烈的底色和林彪的性格不和谐。不知是她要为林彪冲喜，还是故意糟蹋林彪。叶群为房间配上褐色的屏风，现代的玻璃橱柜，老式茶几，大沙发，使高大宽敞的房间不伦不类。她以为这样什么都有了，但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女人都会知道，将很多有价值的好东西合在一起，常常什么都不是。
你看，在吊灯和落地灯的强光照射下，屋子显得多么富丽堂皇！那打开的玻璃书橱门旁边，立着一位个子不高，头戴五星军帽，上身披一件毛料军上衣，下着一条毛料黄色可脚小皮鞋的女同志，那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
叶群平时很随便。缺乏性生活的日子，使她几乎忘记自己的女性羞涩。有时她会当着大家的面解开裤子让医生打针，有时坐在马桶上和秘书说话、讲文件，也讲家庭儿女的麻烦事情和比较一般的内部话题。
因为林彪住在院子的中部，林办工作人员又不能打扰他的安宁，所以他们吃饭要绕道东门，出大街，再转个弯到食堂。食堂低矮黑暗，灯光昏黄没有精神。泥土的地面因为时间久远，显得潮湿而又肮脏。靠近老贾师傅的锅灶，有两张桌子，几条凳子，那就是林办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每餐一菜，任你自选。
叶群是个身材丰满、说话罗嗦的女人。她的职务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就是管理整个林家大院的事务。上传下达、文件批阅、工作安排、交通、伙食、安全和来往等，什么都管。这里所有的人，秘书、警卫、厨师、驾驶员和医生等，都得听她的。而她，则听林彪的。
她怕林彪，林彪一发怒，叶群就得悄声离开。但是，她毕竟是林彪的妻子，而且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过分夸大人家夫妻间的矛盾，是要上当的——再怕丈夫的女人都有影响丈夫的办法，再“气管炎”的男人，也能得到妻子的合作。叶群也有影响林彪的路数。
叶群来了。她从写字台后边站起来，周围三尺都是威风。她离开那张摆着三架电话机和大量需要林彪批阅的文件的桌子，开始对秘书们和值日们发号施令。
“孙秘书，我给你找来一个新手，叫何一伟。你教教他怎样看文件、选文件、摘录和综合文件，一直到怎样给首长讲文件。当然，工作嘛，谁都有个锻炼过程，不可能一下子驾轻就熟。但要积极地学。这里都是国家和军队的大事，第一要保密。第二呢，要会琢磨首长的心理。这么多文件，首长哪里看得过来呢？所以才找秘书。秘书看了后，就要好好选择。哪些是首长希望看希望听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都要心中有数。老是说些首长不要听的，而该说的呢，却没有讲。那就是我们的过错。讲文件要清楚，不能有口头语，不能有土话，不能有外语，也不能夹杂自己的意见。秘书只是提供材料，结论要由首长自己来做。西方有什么智囊团，什么东西都要由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先研究几个方案，叫首长决定取舍。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搞那一套。首长根据情况，凭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慧，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叶群好象知道自己已经说得不少了，停了下来。但她实际上觉得这些话并没使她过瘾，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刚才布置的这些工作，都是不得不做的，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在讲话方面，叶群总觉得自己有很多属于她自己特有的经验，那才是财富呢！
炎夏时节，毛家湾的房子都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