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月阿姨-第3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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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国时代三国虽然各自独立，但消灭对方，追求统一的观念和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他们都希望由自己统一中国，但谁都没有这种力量。
曹魏帝国开国皇帝曹丕跟他的父亲曹操一样，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但他缺少他父亲的政治军事才能，只能维持父亲遗留下来的局面，不能再开创新局。他曾数次进攻东吴帝国，但他无法渡过长江，以致使他竟讲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出息的话：“大老爷开辟长江，就是为了要分割南北。”
他死了后，儿子曹睿继位，这个瓶颈人物，比他父亲还不如，好像他的帝国已经统一了世界，而且固若金汤，他每天所关心的只是建筑宫殿。他死了后，侄儿曹芳在一场政变中，政权落到大将司马懿之手。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当政，曹魏帝国遂走到末路。
蜀汉帝国开国皇帝刘备，因他最亲信的大将关羽被东吴帝国杀掉，以及荆州（湖北及湖南）被东吴帝国占领，于是向东吴帝国宣战。但在犭虎亭（湖北枝江西北犭虎亭镇）会战中，被东吴帝国新起的年轻将领陆逊击败，一气而死，他的儿子刘禅继位。刘禅乳名“阿斗”是一个老实人，任用诸葛亮当宰相，把国家整个交给他。蜀汉帝国是三国中最小最弱的一国，它的南方四郡——越囗郡（四川西昌）、永昌郡（云南保山）、益州郡（云南晋宁）、洋河郡（贵州福泉）占蜀汉帝国面积的一半，于刘备逝世后，所有蛮族联合叛变，归降东吴帝国。诸葛亮首先讨伐四郡，他抛弃高压，完全采取心战，把蛮族领袖孟获生擒了六次，而六次都放他回去再战。当第七次又把他俘虏，又要作第七次释放时，孟获深受感动，发出重誓：“从今世世，永不背叛中国。”
他果然遵守他的誓言，在诸葛亮进攻曹魏帝国时，四郡不但安定如常，还贡献大量人力和财物。
诸葛亮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对曹魏帝国先后发动了五次进攻。可是五次军事行动中，却有四次失败。第一次二二七年出发，于明年（二二八）在街亭（甘肃庄浪）会战中大溃。——就在这次战役中，大将魏延曾经建议：由子午谷（秦岭峡谷之一）奇袭长安。可是这种冒险的军事行动，超出了诸葛亮谨慎稳健的性格，他不会不知道军事行动有时是必须冒险的，但他不敢尝试。之后曹魏帝国有了戒备，也就永远失去这个机会。
第二次仍是二二八年，诸葛亮在街亭失败后，集结兵力，进攻陈仓（陕西宝鸡）不能攻克，而粮食已尽，只好撤退。第三次二二九年，唯一的一次，把曹魏帝国所属武都（甘肃成县）、阴平（甘肃文县）两郡人民，全部迁入蜀汉帝国屯垦，这对人口稀少的蜀汉国力，是一大帮助。第四次二三一年，进攻上邦（甘肃天水）而粮食又尽，败还。诸葛亮最大的困难是万山丛中，粮运不继，所以他决定改用屯垦政策。于是在第五次二三四年攻击时，进到眉阝县（陕西眉县）沿渭水南岸，开垦耕种，作长期打算。然而就在眉阝县近郊五丈原，诸葛亮逝世。这对人才缺乏的蜀汉帝国是一个致命的损失，他的军事职务由大将姜维接充，但宦官黄皓在刘禅身旁掌握大权，姜维的能力又远逊诸葛亮，维持残局已很吃力，不能再有超过诸葛亮的发展，蜀汉帝国也走到末路。
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孙权，当权时间最长，死的那一年（二五二）已七十一岁，距他接替哥哥孙策的位置，有五十二年之久。五十二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使他由英明而转入昏庸，所以东吴帝国内部一直乱的像一堆麦秸。经过多次政变，最后一任皇帝孙皓，又是一位标准型的亡国之君。他最快乐的事是活剥人的面皮，而用铁刷刷人的脸。他的一位大臣中风，不能言语，他认为他是假装的，用火放到头上烧他，一直把病人烧死。他曾经在冬天出游，愤怒的护驾士兵大声喧嚷：“敌人一来，我们就叛变。”
他跟刘禅是一个对比，刘禅太无能，孙皓则太有能。
三政制·九品·清谈三国在政治文化上的贡献，蜀汉和东吴都没有地位。曹魏帝国掌握中国的精华地区，在短促的四十六年寿命中，有三点发展异于前代，并对后世产生长远的影响。
第一政制中国自纪元前三世纪秦王朝创立九卿以来，这种政府组织，一直维持五百余年。本世纪（三）曹魏帝国建立后，才有重大改变，政府组织成为下表所列的形态：“尚书省”在九卿制度下，本名“尚书台”是宫廷供应（九卿之一少府）所属的单位之一，负责收发皇帝的文件。首长称“尚书令”就是秘书长。职员称“尚书”也就是秘书。西汉和东汉王朝时，为了增强工作效率，尚书台迁到皇宫，在皇帝身旁办公，遂脱离宫廷供应（少府）而独立，并且因为接近权力魔杖的缘故，地位自然日渐重要。曹魏帝国开国后，再脱离皇宫，改称“尚书省”正式成为政府中枢的行政机构，类似近代的国务院。尚书省下再分若干“曹”——“曹”后来改称“部”即二十世纪现代中央政府“部”的起源。“中书省”的情形完全相同，也是宫廷供应部（少府）属下单位之一，不过所管。的是皇帝和皇宫庶务性工作，本世纪（三）也正式成为中枢机构，负责政策筹划，诏命颁布，以及向皇帝随时提出建议。而原来的九卿，却被挤到旁边，因职务权力，跟尚书省各“曹”（部）重复，所以反而变成叠床架屋的人物和机构，但这个叠床架屋的九卿，却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叶，专制政制结束时才被撤销。
第二九品西汉王朝和东汉王朝由官员们推荐人才的办法，曹魏帝国加以修正，改由政府专任官员负责遴选，州设“大中正”郡县设“小中正”对全国知识分子（包括已任职的中下级官员）依他们的才能和道德行为，分别评定为九个等级，称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评定等级之后，小中正呈报大中正，大中正复核后呈报宰相。宰相审定后送给尚书省，作为任免或升降的标准，这是本世纪（三）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的重要途径，九品中正制度实行三百余年，直到第六世纪末叶。但九品中正的流弊不久就非常严重，评定的标准完全脱离了“才能”和“道德行为”而只衡量“门第”知识分子如果他既不是大地主而老爹又没有做过大小之官，纵有很高的学识能力和很高的道德声誉，也不会被评为上品。大地主和大小之官（二者事实上往往合而为一）的子弟，即令不识几个字而品德又很恶劣，仍然是上品。有门第的士大夫分别担任大小中正，他们不允许利益外溢。于是。同一士大夫阶层，又分为二；一是世家，一是寒门。就在本世纪（三）末，已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的丑陋现象。
第三清谈曹魏帝国的始祖曹操，是一个力行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用人准则，只要求才能，而不过问私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只会讲仁义说道德的大人先生受到冷淡的待遇。到了司马懿父子当权之后，凡忠于皇帝或被疑心忠于皇帝的士大夫，大批被杀。连第四任皇帝曹髦，在受逼不过，起而讨伐司马家族时，也被司马家族包围，一茅刺死，首都洛阳成为血窟，士大夫陷入恐怖世界。于是这些已当了官，或尚未当官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种最好的避祸方法，那就是完全脱离现实，言论不但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现实任何事物，以免引起曲解诬陷。清净无为的老庄哲学，正适合这个趋势。士大夫遂以谈了很久还没有人知道他谈些什么，是第一等学问，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当权人物逮捕他的把柄。这种纯嘴巴艺术——穷嚼蛆，被称为“清谈”成为士大夫主要的生活内容。在这种潮流冲击下，被称为或自居为“名士”的人物，应运而生，他们不敢对权势直接表示不满，但他们敢对支持权势的“礼教”、“名教”之类表示不满。有些名士过度饮酒，有些名士装痴装狂，有些名士赤身露体不穿裤子，有些名士父亲死了不但不服三年之丧，反而不落一滴眼泪。
恐怖气氛在晋王朝建立后，虽逐渐和缓，但清谈风气却没有随之过去。它的后遗症十分明显，士大夫把现实生活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看作是“俗事”、“鄙事”只有穷嚼蛆才是“上等事”、“雅事”所有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结果引起全国性空前的腐烂。
四晋王朝暂时的统一三国时代迅速结束。
首先灭亡的是蜀汉帝国。二六三年，宰相司马昭当权的曹魏帝国派遣大将钟会大举南征。蜀汉大将姜维据守剑门关（四川剑阁北）战事胶着。可是曹魏的另一位大将邓艾却从阴平郡（甘肃文县）深入万山，开辟一条鸟道，直趋蜀汉边境重镇江油（四川江油）这是从没有人走过的原始山区，除了毒蛇猛兽外，没有人类足迹。邓艾兵团凿山开洞，遇到断崖绝壁，即身裹毛毡，翻滚而下，曲折盘旋，凡一百五十公里（魏廷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不过如此困难）占领江油后，即进入成都平原。蜀汉帝国皇帝刘禅听说敌军已距成都不远，根本没有想到抵抗，也没有想到姜维大军仍完整的屯在前方，就迫不及待的投降。蜀汉帝国建立只有四十三年。
其次灭亡的是曹魏帝国。司马家族的长期执政和长期屠杀，使皇帝像竖立在玻璃球上的鸡蛋一样，任何一个小震荡，都会跌个稀烂。征服蜀汉后的第二年（二六五）宰相司马昭逝世，他的儿子司马炎立即下令给最后一任皇帝曹奂，教他禅让。曹魏帝国建立只四十六年。司马炎称他的政权为晋帝国，首都仍设洛阳。——司马炎和曹丕，都是先由老爹奠定了基础。他们在表面上虽然是开国皇帝，却只是坐享其成的花花公子，对醇酒和美女，要比对国家社会更有兴趣和更有心得。
最后灭亡的是东吴帝国，在恶棍皇帝孙皓统治下，人人都知道非亡不可，只有孙皓不知道，而且还雄心勃勃地想消灭新兴的晋帝国。曾有一位奇异的星象家为他卜了一卦：“庚子年，青盖入洛阳。”
庚子，二八○年；青盖，皇帝用的太阳伞。孙皓高兴地跳起来，因为这分明指出那一年他就可以征服他的敌人。结果是晋帝国于二八○年攻陷建业（江苏南京）把孙皓活捉而去，果然连同他的青盖，一齐被送到洛阳。东吴帝国建立五十九年，在三个国家中寿命最长。
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在晋帝国——现在，我们改称它为晋王朝，统治下，又归于统一。
一个新兴的政权，一定会比旧政权具有更高的政治能力。可是，晋王朝例外。因为事实上政权到司马炎手中时，已传到第三代，犹如曹丕时已传到第二代一样，恰恰进入危险的瓶颈时期。司马炎与曹丕同是花花公子，但曹丕有一个英雄父亲，在老爹的熏陶下，再加上自己已具有的文化人的纯洁气质，使他虽然堕落，尚可维持一个最低水准。而司马炎则彻头彻尾的是一个酒囊肉袋。老爹和老祖父的恐怖政策把士大夫或杀掉或驱入清谈，没有留下一个政冶家或一个稍有才能的干部帮助他治理国家。在任何一个新政权中，开国元勋往往是一代精华，靠才干取得尊荣。只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却是那个时代中最腐败的一群无耻之徒。他们跟司马炎属于同类人物，除了知道谋求自己享受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崇高的理想和崇高的责任。宰相何曾有一次告诉他的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御前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只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孙儿辈恐伯逃不脱灾难。”
何曾总算有相当见解，他已警觉到危机，但他也不过仅只警觉到而已，他自己每天仅三餐饭就要一万钱，还嫌没有可吃的菜，无法下筷子。而一万钱，在当时的购买力，足够一千人一个月的伙食，这是可怕的奢侈。所以事实上何曾也属于专谈“日常琐事”——醇酒和美女最有劲的一员。他不可能例外，如果他不腐败无耻，他就挤不进统治阶级的窄门。至于皇帝司马炎，他皇宫中的姬妾多到一万余人，以致使他每天发愁，不知道到谁那里睡觉才好，就乘坐羊车，任凭羊停在何处，他就宿在何处，聪明的姬妾因之用盐汁洒到竹叶上，引羊驻足。
更不幸的是，司马炎的嫡子，合法皇位继承人司马衷，是一个白痴。听见青蛙叫声，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