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第8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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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军队，连皇帝的寝宫都保不住，能指望他们去前线打仗？
有趣的是，这次事件早有多个部门得到了告密，然而却因为官员互相推诿，最后全无反应。事后连嘉庆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清朝军政的腐朽无能程度，不可想象，一路突破数千年之下限。
到清军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遇了英军近代军队，实则是把上百年累积的弊病一股脑暴露在了战场上，输的毫无悬念，不冤。
清军整体部署低效，后勤无能，交通不便，又互不统属，无法快速集结。英军总数不多，却在每个战场都以多打少。
清军士气极低，队伍几乎没有队列的概念，射击时不会瞄准，乱打一气。
英军遇到清军的战法是，遭遇后快速冲锋短兵相接，进入白刃战，清军遇此皆一哄而散，英军无伤过关。如果隔空对射，清军还能坚持一阵，蒙中几枪。
清军缺乏训练，文化程度为零。炮台放炮不会瞄准，甚至炮座都是焊死的。无法掌握正确的填药量，炮弹打不够射程，或者炸膛。
总体来说，清军旧军战力比起义农民军还低，这根本不是装备问题，完全是体制的问题。
清军作为一支中世纪军队，却完全没有达到中世纪军队的平均水平。
而事实上，清廷的亡国之象，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就已经显现。就算没有外夷入侵，嘉庆时的清朝也差不多该亡了。
这么一个政权竟延续了长达二百多年，只能说明打仗不行，但是控制上很有一手，用几乎没有战斗力的军队，控制几亿汉人，这是华皇最佩服清廷的地方。
清军在镇压太平军时，汉人团练武装成为主力，从此朝廷也开始大权旁落。太平军被平定后，这些团练部队也迅速烂掉。同时，汉人大臣们成为封疆大吏，并开始在各个方面尝试近代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编练新军。买船练兵，花的银子如流水。
但此时不管是外部经济入侵还是内部民变叠起，都已经让清政府无力回天。
而且，想要靠向列强国家买新式武器来建立军队，更是搞笑，华皇当初买的步枪生产线，并且从欧美弄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虽然大多数是民间，作坊式的小老板，却非常奏效，华皇买的是技术，而不是武器。
清廷就算是大量买军备，列强无非就是卖更新换代的破烂给你，你和别人落后一个等级的装备依旧打不过。
所以，要自强就得自己点起来科技树，然而满清点的科技树根本就没发展机会，封建体制下，无论花多少钱，科技树也是僵死的。
另外，清政府也没有钱，满清能赔付巨额的白银给洋人，这些赔款并不是直接给而是用关口的关税抵押，以及正常的对内对外贸易的盈利来填补赔款。这种情况下满清的财政都因为关口贸易，得到了一定比重的增加。
洋务派成立的银行以及对外对内的债权投资也负担了满清财务上的补漏。在原本的历史中，北洋舰队除了中央拨款的明面外。李鸿章的买办地方机构的红利也有贴补在其中。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政治以及局势来说，满清的军队体制已经独立成中央和地方两个职能部门。
中央只有名义上的地方管辖权实则地方已经独立，特别是东南沿海。在原本的历史中，到1900的“东南互保”后，地方和中央正式决裂。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十九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国家机器开足马力宣传民族主义，既可以掩盖阶级矛盾又可以应对外部威胁。
但是对于满清来说，这三个问题之中威胁最大的却偏偏是民族主义，外部威胁反而是最小的一个。
各国都没有能力独吞中国又不愿意让别人得手，其结果就是各国互相牵制，清朝的统治反而安如泰山。
与此同时，清朝即便是想发动老百姓对抗洋人，也没有动员全国的能力。和其他国家统治阶级团结一心不同，满清依赖汉族精英镇压老百姓，但是又忌惮汉族精英反对他们。
由于民族冲突，满清统治者既没有办法像沙俄一样团结统治阶级合力镇压老百姓，又没有办法像法德一样动员平民加强统治，只能在利用汉族精英的同时提防他们，对广大老百姓实行铁腕镇压。
华皇很清楚工业的重要性远在购买军备之上，所以，华皇实际上是很反对战争的，华国在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之前，消耗不起，应该极力避免正面同英军大规模开战，这也是华皇来英国的原因。
半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到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生日。
伸手不打笑脸人，华皇亲自到访，又是打着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庆祝60岁大寿的旗号，英国女王和英国政府高层，也没有理由不让华皇前往皇宫。
这却恰好落入了茹费理精心策划怂恿的暗杀计划。
【1287英国首相迪斯雷利】
“陛下，英国政府只让陛下带十名护卫，而且不准带枪，我怕陛下的安全无法保证。”王占奎担心的对华皇道。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也担心道：“陛下，这两天我右眼皮跳的厉害，而且，根据英国统计局送来的情报，有英法民间的激进分子可能会对陛下进行刺杀计划。要不然，陛下不用亲自去祝寿了，反正英国女王也没有接见陛下的意思，就让外交人员代表陛下去算了，我们要尽快离开英国。”
“来都已经来了，就这么走？那让国际社会怎么看华国？现在是不是安全工作有问题，就没有办法了呢？你们不会想办法增强安保措施吗？他们说不能带枪，不是还有当地的统计局？不知道安排暗中保护？”萌总裁没好气道，“有危险也必须去，这是政治，何况，我不信英国人敢让我死在英国。”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还想说什么，不过知道华皇已经做了决定，而华皇做决定的事情，是从来不改变的，只好对王占奎道：“多想想怎么提高保护措施，陛下一定要去了的。”
王占奎只能低头道：“是，夫人。”
华皇和卡特丽娜卡芙公主虽然还没有正式成婚，但是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的地位是早就确定了的，仅仅低于洁格格一个人而已，没有正式成婚，是在等曾思平年满15岁，到时候，华皇会将卡特丽娜卡芙公主和曾思平一道娶了。
萌总裁猜的没有错，这么大的事情，英国政府当然不会一点不清楚，不过，也没有想过要对华皇施行更高级别的保护。
虽然华皇到很多国家都受到了冷待，但是这些国家，暗中还是会提供一定保护的，说保护也好，说监视也好，一个皇帝，还是大国的皇帝到访，不可能不闻不问，更何况这次英法激进组织闹的规模比较大，英国政府就更不可能没有听到风声了。
英国的王室也不能说是摆设，权力是有的，如果不计后果的话，女王依然可以解雇任何自己政府的大臣，指定新的大臣，以及直接发布行政命令，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等。
至于这种情况引起的后果，叫宪政危机。硬要这样做也可以，只是政局会发生混乱。
女王有亲裁的权力，所以第一时间被解职的总理要联系白金汉宫，请求确认，女王方面则是表明了不干涉的立场。
王室这种权力属于被习惯搁置的部分，女王是有很多很大的权力的，但在不引起社会动荡，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女王的权力是被牢牢限制住的。
政治影响力方面，英国王室是毫无疑问是有的，王室有着一套自己的“对付”首相和自己的政府的手段的，至于这种非直接命令型的影响力，肯定赶不上沙皇或者德皇，奥匈帝国皇帝这些，更赶不上华皇。
华国的君主立宪制是全世界君主权力最强大的政体。
从法理角度来说，英国的王室有权力，而且很大。女王可以决定所有其治下首相（与政府）的任期，她可以解散议会（不光是英国的，加拿大的也行），只是她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接下来就好玩了。其次，女王有封爵的权利，英国最高位的嘉德骑士，蓟花骑士是由女王亲自指定的，政府无权过问（低等的大英帝国勋章是由政府“建议”的）。第三，女王可以授予“皇家”称号，即使是与王室无关的机构和地区。另外，女王所签署的全部文件都属于宪法级别（英国没有成文宪法，“英王制诰”就属于宪法）。
但是，在大多数问题上，英国首相的权力是否大，要看看过半数党内议员的数量而定，以及党内议员是否听话。
还有，就是现任首相的个人威望。
首相如果很受支持，那么内阁就基本形同虚设，都是他一句话。
现在的英国首相是本杰明·迪斯雷利，犹太人。也是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国保守党领袖、三届内阁财政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
迪斯雷利在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迪斯雷利在首相任期内，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他任首相期间，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他的名字是同英国殖民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迪斯雷利的著名，还因为他是一个小说家，社会、政治名声使他在历任英国首相中占有特殊地位。
迪斯雷利于1804年诞生在伦敦，他的父母亲都是意大利籍的犹太人，还在十八世纪时就随家庭移居英国。父亲伊萨克·迪斯雷利是个有成就的文学家，曾到欧洲大陆旅行过，是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的信仰者，又同国内启蒙派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罗伯特·骚塞、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等过从较密，受他们的影响，思想倾向于进步。
伊萨克本来就不是犹太教的虔诚教徒，后来因为同犹太人马尔科斯争吵，从1817年起他就退出了犹太教的集会，让他的孩子们改宗了英国国教。
迪斯雷利少年时代所受教育颇有些特殊，这对他以后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也许不无影响。
迪斯雷利虽然13岁就接受了英国国教洗礼，但事实上他仍是在犹太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迪斯雷利幼年在一些较小的私立学校受教育，上学期间用的是希伯来文（即犹太人的语文），12岁之前没有进过英国国教的教堂。13岁时，父亲又送他进入一个不信奉国教的牧师伊利科根博士办的学校读书，学到的古典知识有限。这样一种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教育，培养了迪斯雷利这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独特的性格。
迪斯雷利习惯于独自行动，内心里有着一股傲气和强烈的领袖慾望，为达到目的有时不惜冒风险。
“冒险事业是为冒险者安排的”，这是他年轻时代的行动信条。他颇以自己的犹太人种族而骄傲，一直到老年时，他还曾对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这样说：“你和我同属于一个种族，这个种族能够做到一切而不失败”。
迪斯雷利15岁时辍学回家，在家自学期间，梦想将来当个伟人，能像荷马、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威廉·莎士比亚或拿破仑那样举世闻名。
迪斯雷利17岁时，父亲送他进入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弗里德利克区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他在这里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和文学界有了交往。1824年，他首次随父亲出国到德国，沿莱茵河作短暂旅行，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当沿着这美妙动人的河顺流而下时，我就下决心不当律师了”。
从德国回来后，他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决心干一番大事业。1824年，他参与了一桩美洲矿业公司的投机事业，负责编写介绍矿业公司的小册子。父亲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约翰·马雷欣赏他的才能，约他合资办一份日报，取名《代表》，他慨然应允。不料半年后公司破产，迪斯雷利负了一笔巨债，这成了他整个前半生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办报也成了空谈，为此还同马雷发生了争吵。
投机事业受挫后，迪斯雷利继续从事创作。1826年，他的一部匿名中篇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问世。小说攻击马雷，他本人的作者身份也很快被戳穿，因而遭到马雷和文学界朋友们的冷遇。这一系列变故，对一个初出茅芦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击，他已接近精神失常。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养病期间，又撰写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记》、《年青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雷利到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国家进行了一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游历了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
这次旅游，在迪斯雷利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转折的意义，他的健康完全恢复。在国外、尤其是近东的访问，引起了他对政治、外交的浓厚兴趣，深感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投身于政治斗争。
从国外回来后，迪斯雷利决心竞选议员。1832年初，他搬入了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