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第7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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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确是世纪的伟人，看什么事情，尤其是国际事务，都看的特别的准确！
在国内问题方面，首先在1871年至1877年间的“文化斗争”中，与罗马教廷互相攻击，最后以双方互相妥协结束。
再在1878年随即开始“围剿左派”，制定《非常法》，以打压社会民主党。
但同时间，他亦制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来进行拢络，虽然很多只属表面性质，但仍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劳工立法的国家。
可以说，俾斯麦走的每一步，都是相当准确的，最合乎现在的形势的。
选择奥地利就决定了当时时局的趋势，也就决定了后来欧洲外交政策的方针，包括成立三国联盟在内。
经过大祸之后，到了今日，许多摇摆与危机，不很吸引德国的注意。
俾斯麦只要把成立德意志与奥地利联盟里头的许多动机与反对的动机，详细说明：是许多动作、用意、感情、解析的一种结果。
我们就不必多在这方面讨论，只要略为观察1880年前面几年间的事情就知道了。
俾斯麦重整中欧，他抛弃了自由选择，他同俄罗斯分开了，他尝试同英国友好，但他却不能办到这件事。
虽然这件事没成功，但开始时他走了好运，英国不肯加入任何反对法国的联盟，俄国（原是英国的仇敌）就趋向于同德意志的列强友善的新的三帝联盟，它是关于分享巴尔干利益的。
俄国在近东可以自由反对英国，俾斯麦这样帮助亚历山大，以满足他的愿望，就能够破坏俄国和法国的会谈。
俾斯麦支持成立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三国联盟，其目的在于阻止意大利与法国联合，俾斯麦却不希望意大利有什么紧要的帮助。
只要“有一个意大利的鼓手拿着三色旗在阿尔卑斯山顶上出现，他就很满意了。”
三国联盟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排除意大利与奥地利两国间的仇恨。
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几个目的是基本的。
最要紧的目的是维持和平局面，其余都是次要的。
【1250俾斯麦对于华国的看法】
当1880年前面几年，许多危机发生时，如同前十年一样，俾斯麦绝不要打仗。
他三次用尽全力维持和平。他回顾从前，又举出全数使奥地利变弱的内在因素。
种族复杂、天主教的势力、泛斯拉夫主义，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波兰人问题，捷克人问题，特林提诺问题，他预料无论以上哪一个问题或全部问题都能变成为结晶点。
不仅使奥地利，而且使全欧洲发生危机，德国所受的影响只是因为德意志与奥地利成立结实的联盟。
我们如认为三国联盟在无论什么凶恶时期，内部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就未免太不理智了。
联盟之后，俾斯麦就不肯在巴尔干对奥地利提供德意志的帮助，后来几年有好几次也是这样。
他却很谨慎的避免同俄罗斯破裂。只有在这样条件之下，能够保全三国联盟，只能由俾斯麦指导。
当他在的时候，这样松散的结合很少发生危险。
在他的后任手上，那时候这个联盟就变成致命伤了。
俾斯麦若遇着欧战前的危机会怎样对付，我们从他当1880年的危机发生时的行为就可以推论而得到了。
三帝联盟因对保加利亚问题意见不同而破裂俾斯麦与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联合，而俄罗斯人刚要逐出那个巴腾堡元首，要自己管理保加利亚；维也纳人忽然要求德意志帮助他们的巴尔于计划。
俾斯麦绝对不肯，他只肯作到维持现状。
倘若奥地利人要夺土地，这是他们的事，他们做这些事自己要冒险的，“倘若因为俄罗斯放肆侵犯或不顾条约而挑衅，我们准备用全力扶助奥地利；倘若因为奥地利未同我们会谈而侵犯塞尔维亚，因而与俄罗斯作战，我们就不准备对德意志说这次要同俄国打仗。”这许多危机重新令俾斯麦不放心。
他对陆军大臣说道：“我们苦得不到钱用以筹备新军，我就去偷这些钱，我在监狱里比现在睡得更放心！”
俄国皇帝亚历山大第二次被刺。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虽不反对德意志，却较难说话。
新的俄国既不肯再发展三国联盟，俾斯麦又改变面目，他先提议要同俄罗斯联盟，俾斯麦在与奥地利会谈之后八年，准备会俄罗斯。
但是与奥地利联盟仍然不动，对情人来说还是喜欢这样联盟。
德意志人愿意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结合，这样的行动是很有利，很自然的，他们就无暇顾及帝国南部，只有少数人是日耳曼族，也不顾在奥地利政府办事的文官们，与在奥地利国旗下打仗的军人们，是异族人，语言不同，他们同法国人一样对德意志人充满敌意。
当时保罗舒瓦罗夫伯爵（这是彼得舒瓦罗夫伯爵之弟）变作俄罗斯的东方政策的局长。
他告诉俾斯麦，只要俄国能到海峡，德意志就能够派一位镇守出使巴黎。
俾斯麦现在急于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如同八年前安德拉西急于与德意志签订条约一样。
两次都是再保险，用意却极其不同，这次同俄罗斯新联盟是要保护德意志以抵抗法国。
他的目的纯粹是保守的。他绝不要使法国变弱了，而不成为一个强国。
他很不想法国变弱，因为他幻想格拉德斯通有愿与俄罗斯联盟的可能。
这样一来德意志就不得不投入法兰西怀里。
无论怎样他必须得到法国或俄罗斯的帮助。
“假如法国攻打我们，我们绝不应该幻想我们能够破灭这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有四千万这样的聪明人。东边半个欧洲的三个大帝国尝试毁灭远不如法国那样强健的波兰民族有一百年了，还是毁灭不了，倘若法国仍然是一个强国或稍微休养之后，又变作强国，使我们常常视它为一个可怕的邻居。假如第二次战争，我们还是获胜，我们必定要体恤它，如同我们在德奥战争之后那样体恤奥地利。假如我在帝国议会有时唱另一个腔调，我不过要恐吓我们的将来的仇敌以保和平的局面。倘若不能免于战争，我们在我们的第一次胜仗之后，必要以容易的方法与法国讲和。倘若我们打败，我们难以确定俄罗斯会喜欢看见一个打胜仗的法兰西共和国前进，更走近俄罗斯的边界。”俾斯麦对德皇道：“不光是华国，日本，英法，之间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沙俄，我们最强劲的敌人，始终是沙俄！”
“你觉得，华国和德国之间的外交，对于沙俄，有影响，有关系？”威廉一世听俾斯麦这么说，重新紧张起来，德国和沙俄，似乎从来没有办法真的到一起去，似乎整个欧洲国家，都没有办法和沙俄到一起。
“当然有关系，华国如果处理好这次同日本的事情，很有可能稳固在中亚的防线，这将在沙俄身边埋下一颗炸弹，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同时，华国要是真的介入阿富汗问题，同英国撕破脸，对于遏制英国在亚洲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没有能力，也不方便直接介入，有一个国家，既可以和沙俄捣乱，也可以和英国捣乱，同时，他们始终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的话，还有时间发展经济吗？这些，对于德国来说，难道不是有利的？”俾斯麦的论点非常有利。
德皇威廉一世站起身来，看着大厅中的世界地图，一大片的红色有些刺眼，那些，代表的是华国的势力范围，但是华国的中亚地区，插在沙俄和英国的势力范围之间，这又让威廉一世感觉舒服。
威廉一世再次看了看桌上的那个红色信封，仍然举棋不定，看着俾斯麦道：“你说动了我，可是我们即便是置身事外，也可以拿这笔钱吧？”
俾斯麦也同样看着德皇，没有任何的表情，在思索着该怎么回答。
战争对俾斯麦来说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因而他的“自制”意识还表现在对待武力的态度上。
他是强权政治的信徒，然而，俾斯麦首先不是一个军事狂人；而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让手段完全服从于目标的政治家。
普奥战争结束后，在德国涌现了希望通过暴力完成统一的要求，俾斯麦却高度保持理智：“我也认为，仅通过暴力事件来推进德国的统一是可能的。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造成一场暴力灾难的使命，和选择时机的责任。任意地、仅仅按照主观的理由而决定干预历史的发展，结果总是只能打落不成熟的果实。至于说，德国的统一在目前不是个成熟的果实，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
武力的使用一定要慎重，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目的。在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实力基础之上；同时，国家实力的使用要慎重，应当把国家拥有的强大实力与灵活的均势政策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和利益。
为了德意志统一，俾斯麦发动了三次王朝战争。普丹战争发生于1864年，1864年2月开战，丹麦很快战败。根据当年10月签定的维也纳和约，普鲁士占有石勒苏益格，奥地利帝国则得到了荷尔斯泰因。
对丹麦的战争结束后，他便积极筹划对奥战争，1866年6月17日普鲁士出兵荷尔斯泰因，发动对奥战争。
“如果有华国的存在，能够使得英国，沙俄，始终置身在战争阴影之下，这本身对于德国来说，是好事。”俾斯麦做着最后的努力。
【1251德国公开支持日本】
“华国这种才刚刚统一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工业基础如此薄弱，这里又远在欧洲，他们有能力守住中亚地区吗？我不认为他们可以。中亚，迟早要被沙俄夺回，或者被沙俄和英国平分。”威廉一世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陛下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陛下能保证百分之百，华国就打不过沙俄和英国人吗？华国会用什么方式介入阿富汗战争，是直接出兵，还是经济渗透，贩卖军备帮助，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沙俄很有可能会再次同华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俾斯麦对威廉一世道。
威廉一世有点不耐烦，“沙俄虽然在远东输了，但那些都是荒芜之地，而且远东的乡巴佬，和欧洲战场的俄军是无法比拟的，况且，当时沙俄还深陷克里米亚战争的困扰，这次如果再在中亚同华军开战，我认为，沙俄必胜，所以，华国不要说占有日本九州岛，即便是保住他们国土旁边的中亚都不可能，既然明知道他们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不趁机踩一脚，占一些便宜呢？”
“好吧，就按照陛下的意思做。”俾斯麦微微点了个头，“我没有办法说服陛下，而且这件事情，跟德国的关系确实不大，但是我希望陛下，不要明着和华国敌对，言语上偏帮日本，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必要卷入对自己没有利益的纠纷。”
德皇威廉一世见俾斯麦赞成了自己的观点，想到能有500万马克入账，非常高兴，“好的，都交给宰相先生去应付吧，我只提出一条，德国赞成英国人限令华国撤出日本九州岛，至于其他的，宰相先生可以全权处置。”
“是，陛下。”俾斯麦无奈的点个头，退出了德皇的寝宫，心情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办法，他只是德皇手下做事的，在大的方向上，尤其不是特别关系到德国利益的事情上，他需要按照德皇的指示做事。
俾斯麦的外交观点一直都是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
俾斯麦认为共同的国家利益是国家之间联合在一起的有力纽带。在涉足外交事务之前，俾斯麦就坚信，“一个大国唯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
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总是以本国利益至上，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来决定其对外行为的，不会为了其他国家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俾斯麦更是宣布现实政治时代的到来。“以感情为依据的政策是没有交互性的，这种政策只是普鲁士的特点；任何别国政府都把自身的利益当作它们行为的准则，不管它们是如何用合乎法律的或充满感情的推论来竭力掩饰。”
因此，俾斯麦“认为对外政策中的理想就是没有偏见，决定问题不要受对于外国及其当政者的反感或好感的影响。
俾斯麦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在因一直胜利进军而兴奋不己的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出更富远见的决定，为后来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做好了铺垫。
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
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