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第7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以说此人是曾国藩的恩人。
曾国藩对他也很感恩，保荐他驻守徽州，但是这人是个书生，本就没有领兵之能，太平军一来，他又不听曾国藩的坚壁据守的命令，擅自出战，丢了徽州。
李元度兵败后直接跑到浙江巡抚王有龄处，王有龄是曾国藩政敌。
曾国藩大怒，准备上书弹劾他，让李鸿章拟稿，李鸿章坚决反对，愤而扬长而去。
李鸿章在外面闲逛了一年，四处碰壁，后来还是回到曾国藩幕府。
为李鸿章牵线的是郭嵩焘，当初劝曾国藩出来办团练的也是郭嵩焘，劝左宗棠出山的也是他。
曾国藩跟李鸿章可以说更多的是长辈对晚辈的栽培，后来李鸿章给曾纪泽写信，也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三、左李之争如果说曾左之间的矛盾还有些偶然性因素的话，那么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简直是天生的对头，两人从性格到到经历，从洋务方针到防务理念，都有本质的区别。
性格上，左宗棠直爽任勇，李鸿章圆滑世故；经历上，左宗棠以军功显，李鸿章虽然也有军功，但是上面说了，他的最大长处就是精通时务，也就是洋务，擅长跟洋人打交道，左宗棠虽然也办洋务，但是对洋人插手中国事务，一向是深恶痛绝的。
左宗棠办洋务，是立足于造的，他办的福州船政局，逐渐的用国人替代洋员，李鸿章则是，非洋人洋匠不可；至于塞防海防之争，李鸿章认为，“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而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而是晚清在财力窘迫的情况下，选择重点的不同。
左宗棠也说，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
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
两人的斗争一直到左宗棠死才画上句号。
曾国藩对左宗棠、李鸿章，都有提携知遇之恩。
左宗棠性情高傲，自比诸葛亮，后期与曾国藩多有不和。
曾国藩死时，曾家人对左宗棠来吊唁战战兢兢——知道左宗棠生性高傲，生怕他送来一副刻薄讥讽的挽联，那样在众人面前可真是颜面扫地。想不到左宗棠写的却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为官清廉，没有留下什么钱财，死后居然连办丧事都颇为困窘，左宗棠见此，还赠与一笔银子，供曾家办丧事。
后来，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在前清做官，也多得左宗棠提携保荐。
当然，曾纪泽不会为左宗棠在华国任职而多说什么，因为左宗棠已经进入过陛下的视线，华皇要怎么安排，轮不到曾纪泽说，曾纪泽也知道，自己说了也是白说。
李鸿章以曾国藩门生自居，对曾国藩十分恭敬，但是与左宗棠却互不喜欢。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也在华皇这里加分不少，因为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是在曾国藩死的时候，和死后的态度，都和一个做儿子的人无异。
左宗棠不喜欢李鸿章做人太圆滑，才识不及自己，官位却此自己高；李鸿章觉得左宗棠挥霍军费，好大喜功，过于自负，对其行径处处看不惯。
两个人明争暗斗几十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倒台，就是两个人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李鸿章为人比较圆滑，这在晚清混浊官场自然更受欢迎，左李二人争斗，终以李鸿章胜利收场。
萌总裁这样对曾纪泽下决断：“曾文正公会做人，李鸿章会做官，左宗棠会打仗，也能做实事。”
曾纪泽点头道：“我同意陛下的看法，做具体的事情，李鸿章不见得比左宗棠强，左宗棠有一股劲，李鸿章想法太多，不过，李鸿章在总揽全局上面，还是可以的。”
曾左之争只在于政见之争，曾国藩的思想较为保守，而左宗棠的思想则较为激进。而两人其实还是互相十分欣赏的。
而左李之争已经由政见之争转化为了义气之争，即只要是李鸿章说的，我左宗棠就是不同意；而你左宗棠要做事，我李鸿章自然也要拆台。
最终，两人之争以华国推翻了清廷的统治，改天换日，李鸿章的胜利而结束。
李鸿章的胜利在于到了华国政府的时代，李鸿章仍然能够发挥才能，能够妥善处理和华皇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对于左宗棠的胜利。
李鸿章是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李左之争中李的胜利表明曾左之争，其实曾国藩是完全可以胜利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却没继承他的宽容。
回首这些往事，曾纪泽和华皇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感慨万千的。
华皇并不是一个很喜欢怀念过去的人，“我说这些，算是和你共勉吧，你父亲代表了目前大部分前清下来的读书人，我相信，他的成功之道，在华国的新时代，仍然有用。你父亲三十岁以前是庸人，三十岁之后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是自律成就了他的事业。”
【1193华皇对曾纪泽的期许】
额，超人？
曾纪泽一头雾水，没有听过这个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懵懵懂懂的点了半个头，华皇的眼界，他已经很佩服了。
佩服的点在于，华皇看人准确，看事情客观，很少带有个人喜好，或者说，很少将个人喜好和工作混淆在一起。
萌总裁拍了拍巴掌。
王占奎即开门而入，“陛下。”
萌总裁对王占奎道：“把我每天看的两本书拿过来。”
王占奎点头答应，然后下去了。
曾纪泽好奇，不知道陛下要给自己看什么书？
“我刚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内心是不安的，但是我现在这种不安的情绪，越来越少，活的越来越自信。”华皇笑着对曾纪泽道。
曾纪泽嗯了一声，“陛下天纵奇才，这么年轻就成就了旷古的功业，刚开始不安是因为还不熟悉，随着对全国的掌控越来越熟悉，便自然会安心了。”
华皇摇头道：“这不是关键的地方，等会你看过我的两本书，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心安的原因了。”
曾纪泽哦了一声，不知道是哪两本书，会有这么的力量？
王占奎不到一会就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两本书。
曾纪泽一看书名，眼眶又红了，眼泪就出来了。
华皇没有要引曾纪泽哭的意思，是曾纪泽睹物伤情，因为两本书的书名分别叫做《曾文正公日记》和《曾文正公家书》
后世有类似的作品，但都是后人整理的，肯定没有华皇手中的这么全面，这是统计局帮助整理的。
“你看一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两本书会放入华国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书籍中。”萌总裁对曾纪泽笑道，“这个得征求你的同意。”
“陛下，这是对曾家的厚爱，我怎么会不同意？多谢陛下。”曾纪泽从华皇手中接过两本书，感觉沉甸甸的。
曾国藩的家书，共有上千封。
后世当然找不到这么多，而且，这两本书还是华皇亲自参与编纂的，现在只是样本。
《曾文正公家书》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
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
华皇认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
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作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曾国藩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
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的家境还行，但是曾家绝不是什么大地主家庭。
传统时代，农民们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
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
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日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
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
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
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
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
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
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
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
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我完整的看过曾国藩日记。”华皇对曾纪泽道。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
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
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
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