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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朝夕之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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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凡内心也不太情愿到会,又不便推辞。
  陶凡在这一类会上从不发表同张兆林相左的意见,他的讲话都是对张兆林讲话的肯定和更深意义上的阐述。他那次在老干部会上讲话暗藏机锋是个例外。他既想表白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超然态度,又的确对张兆林出乎寻常地重视老干部工作有些不满。
  一天,夫人同陶凡讲:“以后尽量不要去参加会议了,退休了就要退好休。”
  陶凡说:“我哪愿意去?张兆林总要自己来请。”
  陶凡感觉到了夫人的某种弦外之音,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夫人从不平白无故地干涉他的事,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议论了。
  但他不愿闻其详情,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他一惯的风格,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他不厌其烦;而有些事情,他不问,你提都不要提及。
  夫人的确听到了一些话。外人也不敢当她的面讲什么,是陶陶昨天回家时,趁爸爸不在,讲了几句。也不讲什么细枝末节,只讲爸爸退休了,你别让他替人家去操心,还正儿八经坐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的。她不敢同爸爸讲,只好让妈妈转达意见。
  陶陶的话还能让人感觉一种情绪,夫人听了也吓了一跳,知道外面肯定有不好的议论了。她也像丈夫,不追问详情。但话从她嘴里出来,却很平和了,只是一种很平常的规劝,像任何一位老伴劝导自己的丈夫。
  真正亲耳听到议论的是关隐达。认识他的人也没有谁讲什么,他也是偶然听见的。上个星期他去省里开会,卧铺车厢里有几个人吹牛,吹到了陶凡。这节车厢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旅客。他们说陶凡现在是地区的“慈禧太公”,垂帘听政。张兆林拿他没办法,凡事都要请示他,开个大会也要请他到场才开得了。张兆林本也不是等闲之辈,只是暂时威望不够,也需借助陶凡。以后张兆林硬起来了,吃亏的还是关隐达。关隐达你不知道?陶凡的女婿,在下面当县委副书记,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二见面就开玩笑,我说你不叫关隐达,应叫“官瘾大”。
  自称是他朋友的那位仁兄,关隐达并不认识,不知是哪路神仙。不管怎样,关隐达知道这议论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他也早就觉得奇怪,精明如陶凡,怎么也会这般处事?有回一位副县长到地区开乡镇企业会议回来,同关隐达讲,你老头子讲话的水平真叫人佩服,短短十几分钟,讲的东西听起来也都是张书记讲过的,就是让人觉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关隐达清楚,这位副县长的话,自然有奉迎的意思,但确实又不是假话。凭这位老兄的水平,都能感觉出陶凡的讲话高出一筹,其他人当然也感觉得出,张兆林就不用说了。这就不是好事情了。
  关隐达当然不便直接同陶凡申明自己的看法。他同陶陶之间讲话,比陶凡夫妇要直露些。他告诉了陶陶外面的大致议论。陶陶说爸爸也真是的。但她也只能委婉地同妈妈讲。
  这样,关隐达听到的是尖刻的议论,经过层层缓冲,到了陶凡耳中,莫说详情,就连一丝情绪色彩都没有了。而陶凡却像位老道的钓者,从浮标轻微的抖动中,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是平安无事,还是有多大的鱼上钩,或者翻着暗浪。
  陶凡有点身不由己。他知道张兆林是需要他,当不需要他的时候又会觉得不怎么好摆脱他的。他自己就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推辞。议论迟早会有的,这他也清楚。现在夫人终于提醒他了。
  陶凡总算推掉了一切俗务,安心在家休闲。日子并不是很寂寞,本是一介书生,读读书,写写画画,倒也优游自在。同外界沟通的惟一方式是看报。天下大事应时刻掌握,身边事情却不闻不问。夫人很默契,从不在家谈及外面的事情。夫人一上班,家里只有他和王嫂。王嫂做事轻手轻脚,陶凡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一时兴起,竟书写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俨然一位隐者了。
  身居闹市,心若闲云,才是真隐者。


  但隐者心境很快又被一桩俗事打破了。老干部局多年来都打算修建老干部活动中心,陶凡在任时,一直不批。他争取老干部的主要策略是为他们个人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说白了,就是为人办些私事。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之类,虽然事关老干部切身利益,却是公事,他不批准,并不得罪哪位具体的老干部,他在老干部中的形象丝毫无损。摆到桌面上,大家也理解。财政不富裕,修学校都没有钱,还花五六百万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群众会有意见的哪!如今他卸任了,老干部局又向地委、行署打了报告。因物价上涨,现在预算要七八百万了。张兆林接到这个报告很不好处理。不批吧,老干部局反映多年了,其他各地市都修了。批了吧,又有违陶凡一惯的意见。他的本意是想批了算了,原因却与重视老干部的意思无关。原来新提的几位地委、行署领导现在都还住着县处级干部的房子。
  想修地厅级干部楼,却又碍着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修,不便动作。左右为难,便同老干部局向局长讲:
  “我们地区财政穷,不能同别的地市比。艰苦一点,相信老同志也会理解的。依我个人意见,可以缓一缓。你请示一下陶凡同志,要是他同意修,我会服从的。老向,陶凡同志那里,你要注意方法哪!”
  向局长领会张兆林的意图,跑去给陶凡请示汇报。陶凡一听便知道是张兆林推过来的事,心中不快,打断了向局长的话头:“不用向我汇报,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还汇什么报?我原来不同意,现在自己退了,也是老干部了,又说可以修,我成了什么人了?老干部的娱乐活动设施要建设,这上面有政策,是对的。可也要从实际出发呀!我们老同志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不要当了干部就贵族气了。我们还可以打打门球哩,还有那么多老农民、老工人他们打什么去?”
  陶凡很少这么发火的,所以很客气地将向局长送到小院外的路口,握手再三,安抚了一阵。
  第二天上午,陶凡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匿名电话,叫他放聪明一点。声音凶恶而沙哑,一听便知是伪装了的。陶凡气得涨红了脸,倒并不害怕。
  此后一连几天都这样,陶凡怎么也想不出这电话的来头。
  那完全是一副黑社会的架势,可他从来没有直接招惹过什么恶人。他的电话号码也是保密的,一般人并不知道。夫人吓得要死,问是不是让公安处胡处长来一下。陶凡说不妥,那样不知会引出多少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来,等于自己脱光了屁股让别人看。他想来想去,只有打电话给邮电局,换了一个电话号码。
  可是清净了几天,匿名电话又来了,更加凶狠恶毒。这回真让陶凡吃了一惊。这电话号码,他只告诉了地委、行署的主要头头和女儿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了?这个小小范围同匿名电话怎么也牵扯不上呀。
  关隐达同陶陶回家来了。关隐达断定那电话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事有关。怎么可能?陶凡一听懵了。关隐达分析道:“明摆着的,要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消息一传出,建筑包工头们就会加紧活动。有人以为这一次肯定会批准的,就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您现在一句话不让修,包工头白送了礼是小事,要紧的是损失了一笔大生意,怎么不恨您?”
  陶凡听着关隐达的推断,气得在客厅走来走去。“难道这些人就这么混蛋了?”
  关隐达明白陶凡讲的这些人指谁,便说:“也不能确定是谁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查也是查不出来的。但可以肯定,打匿名电话的并不是受了谁的指使。那些包工头都是些流氓,没有人教他们也会这么做的。”
  陶陶吓得全身发抖,跑去拉紧了窗帘,好像生怕外边黑咕隆咚地飞进一条彪形大汉。她劝爸爸就让修吧,难道怕用掉了您的钱不成?夫人也说是呀,本来就不关你的事了,顶着干吗呢?
  自从政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这么大胆地忤逆过他,他觉得蒙受了莫大的羞辱,愤愤地说:“本来我就不想管,他们要这样,我坚决不让修,看把我怎么样?”
  关隐达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来直去同陶凡讨论问题的。一般事情,凭陶凡的悟性,一点即通,多讲了既显得累赘,又有自作聪明之嫌。但陶凡这几年是高处不胜寒,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他是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讲得直接一些。他还从刘培龙那里隐约感觉到了张兆林在这件事上的真实态度。
  陶凡在客厅来回走了一阵,心情稍有平息,坐回原位。关隐达便委婉劝了几句,陶凡一言不发。窗外寒风正紧,已是严冬季节了。
  次日,陶凡拨通了张兆林的电话。他说:“这几天同一些老同志扯了扯,他们都要求把活动中心修了算了,老同志也体谅财政的困难,说预算可以压一压。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
  这是我欠的账,现在由你定了。“张兆林说:”我原来也是您那个意思,缓一缓,等财政状况好些再搞。可这一段我老是接到老干部的信,火气还很大哩。都是些老首长,我只有硬着头皮受了。好吧,地委再研究一下,争取定下来算了。“
  打完这个电话,陶凡有种失魂落魄的感觉。身经百战的将军第一次举起白旗也许就是这种滋味。
  陶凡很安逸地过了一段日子。一日,偶然看到本地日报上的一则有奖征字启事,他的心情又复杂起来。原来地区工商银行一栋十八层的大厦落成了,向社会征集“金融大厦”四字的书法作品,获征者可得奖金一万元,若本人愿意,还可调地区工商银行工作。其实这则启事夫人早看到了,觉得蹊跷,便藏了起来。可陶凡看报一天不漏,几天都在问那报纸哪里去了。
  夫人不经意的样子,说不知放在哪里去了。偏偏王嫂很负责,翻了半天硬是找了出来。陶凡便猜到报纸是夫人有意收起来的。夫人用心良苦,可见自己很让人可怜了。往常,那些稍稍认为自己有些脸面的单位,都跑来请他题写招牌。他明白有些人专门借这个来套近乎,也并不让他们为难。只要有空,挥笔就题,当然不取分文。也有个别人私下议论,说地委书记字题多了,不严肃,他也不在乎。说郭沫若连北京西单菜市场的牌子都题,我陶凡还没有郭老尊贵吧。
  如今工商银行搞起有奖征字来,不是很有些意思了吗?
  老干部老沈,处事糊涂,人称老神,神经病的意思。老神老来涂鸦,有滋有味。一日,跑到陶凡那里,鼓动陶凡参加有奖征字。老神偏又是个爱理闲事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征字活动的来龙去脉。原来,工商银行李行长去请张书记题字,张书记说:“金融大厦是百年大计,最好不请领导题字,也不请名人题字,干脆搞改革,来一次有奖征字。”
  陶凡自然不会去参加这个活动。知道了事情原委,他也表示理解,就是心里不好受。这天晚上,工商银行李行长登门拜访来了。坐下之后,讲了一大堆这么久没有来看望之类的话。
  这位老李在他印象中一直还是不错的,是否为征字的事过意不去?闲扯了半天,李行长果然讲到了这件事。他说碍于面子,去请张书记题字,原以为张书记肯定会谦让,推给陶书记题的。但张书记这么一定,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陶凡朗声笑道:“老李呀,可不准在我面前告兆林同志的状哪!兆林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依我看,这还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征字活动,在我们这闭塞的山区,可以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哩!您向报社转达我的建议,可以就这次有奖征。
  字组织一次讨论,让全区人员增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智力劳动的意识。“
  李行长点头称是:“陶书记看问题的角度总比我们要高些,领导就是领导。”
  报纸专辟了一个“征字擂台”栏目,每次登出入围作品数副,并配发一两篇讨论文章。陶凡很留神那些书法作品,但对按照他的建议组织的那些讨论文章并不在意。搞了一个月的擂台,终于评选出了一副最佳作品。获征者为一中学教师。陶凡仔细看了此人的简介,似曾相识。回忆了好一阵,才想起同这位教师也算打过交道。原来,陶凡在任期间,有些涂得几笔字的人总想借切磋书道之名同他交结,用意不言而喻。有回,一位乡村中学教师致信于他,要求调进城来,陈述了若干理由,信中附了一副“翰墨缘”中堂,旁书“敬请陶凡先生雅正”。
  字倒有些风骨,陶凡暗自喜欢,但“陶凡先生”四字让他觉得特别刺眼,便在信上批道: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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