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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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杨震不惧，在调任太尉之后继续“亮剑”，此时是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对大汉王朝来说，这是四面边声连角起的一年：四川有越族造反，东北有鲜卑族进犯，河西走廊有羌族叛乱，中国南北再次烽烟四起。杨震身为“国防部长”，自然尽心竭力御敌，可要打仗，边关的军饷却还拖欠着，粮食也送不上去，四下告急的文书雪片一般飞进京城，钱呢？全给“挖了国家墙脚了”。
为国家大事计，杨震一边竭力调度，一边继续“亮剑”——开骂！这次他更狠，拉了一长串进攻目标：江京、李闰、王圣、伯荣……挨个指着鼻子骂，从“挖国家墙脚”到“淫乱宫廷”，做的恶事一件一件数，顺便大逆不道了一把，把汉安帝也骂了一通，说你要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该造反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力尽则怨，财尽则叛，望陛下度之）！
汉安帝当然不会“好好想想”，相反气得暴跳如雷，但慑于杨震的威望，终不敢拿他怎么样。杨震骂痛快了，继续忙活前线的战事，他和大司农胡广密切配合，筹到一笔钱粮，总算可以解燃眉之急了。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闰们却发现，杨震，已经没多少好日子了。
因为杨震第一次开骂的时候，朝廷里还有几个帮腔的，而后杨震越骂越多，帮腔的却越来越少，到最近这次，连他的学生也不敢说话了。官场上就是这么世态炎凉，杨震，也注定要死在这世态炎凉上。
扳倒杨震的机会已经出现了，就在这笔杨震刚刚筹措到的钱粮上。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初，李闰再次以汉安帝的名义下诏，命大司农胡广挪用这笔钱粮为自己修造住宅。胡广软弱不敢抗命，到手的军费飞了，杨震闻讯暴怒，又写了一篇怒气冲天的奏折，这似乎是之前固定的剧本了。但当杨震急匆匆地把奏折送到汉安帝手里时，他才发现：这次真的不一样。
因为杨震刚把奏折交给汉安帝，汉安帝就哼了一声，看都不看随手扔在地上，继而拂袖而去。杨震登时傻了：耻辱！彻头彻尾的耻辱。他明白，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汉安帝的信任，下狱获罪甚至横遭身死，都很可能是明天的事。
杨震不争了，他回到家里闭门谢客，甚至几天不上朝，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但面对阴影重重的“腐败联盟”，这个“亮剑”了一辈子的“剑客”，人生里第一次累了：心灰意冷，身心俱疲。
直到一个人的死。
这个人叫赵腾，和杨震根本不认识，他没读过多少书，更没做过什么官，只是一个河间府的平头百姓。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杨震闭门谢客期间，竟然勇敢上书批评朝政，怒斥李闰们误国，慷慨激昂之词，连杨震读了都汗颜。
这番勇敢当然换不回好下场。汉安帝听后非常不爽，顺带着把对杨震的不爽也发到他头上，然后下狱，论罪。杨震闻讯后挺身而出，竭力营救，却是火上浇油，原本赵腾判了个“秋决”（秋后问斩），杨震一营救，变成了“立斩”。
赵腾很勇敢，一路上不停地骂，刑场上冲着李闰骂，人头落地的时候，一双虎目直瞪着众宦官们，胆小的，竟吓得失声尖叫起来。
那些时日里，杨震一直闭门谢客，对家人说的最多的是一句话：我不如他啊，我不如他啊。反反复复。
很不幸的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话很快传到了李闰们的耳朵里，成了压垮杨震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杨震不知道这些，他正在筹谋着做最后一搏，一辈子“阳谋”的他，这次终于准备玩一次阴谋了：看似得宠的李闰们，其实有一个天大的漏洞，他们“挖国家墙脚”都是假传圣旨的，虽然汉安帝不会在乎他们糟蹋了多少钱，但有一样东西是不能不在乎的——权力。
所以杨震抖擞精神，一边闭门谢客，一边开始整李闰们的黑材料了，这黑材料有多少用不好说，但总算，这是最后的机会。
可这最后的机会已经晚了。
因为此时汉安帝正在山东出巡，李闰们就陪护在身边，近水楼台先得月，外带攥着杨震的“小辫子”，正是最好的“下药”机会。所以拿出当年糟践邓太后的本事来，这次糟践杨震：皇上您听说了吗？自从那个赵腾伏法后，杨震很不高兴，天天在家哀叹，他现在是太尉，手中掌握兵权，万一搞出点什么事情来……
摸住帝王心脉，先发制人，局面，已经无可挽救了。
这次，汉安帝难得“效率”了一回，李闰“下药”后的当晚，下令快马800里加急返京，当场撤掉杨震太尉一职，并立刻遣返回原籍。杨震一家还在睡梦中，就被如狼似虎的官差强行塞进马车，然后火速开拔。杨震悲恸万分，甚至来不及悲恸，一家人被催命似地往老家赶。晨光熹微时，他们已经走出了洛阳地界，来到了一个地方：陕西华阴夕阳亭。
家，已经很近了。
夕阳亭，好熟的名字。
微微晨光之中杨震想起来了。49年前，他辞别母亲，离开家乡，跟随恩师恒郁，正是经此地进入洛阳。然后求学，满师，讲学，为官，惩奸除恶，治理地方，背叛，孤独，斗争，陷害，亮剑一生。
他会想到什么呢，是否会想到已经作古的母亲，那一句铮铮的叮咛？
若负汝父之清名，则永不相认也。
如果想起这一幕的话，杨震一定会说：“母亲，我，一生未负。我，回来了。”
然后，就是《后汉书》的记载，行至夕阳亭，杨震迟疑良久，对两个儿子留下了最后的嘱托。
为官不能效忠国家，报答百姓，反而落得千古骂名，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死亡，只是我们士大夫的责任。奸臣祸国殃民，我却无能为力。妖女淫乱宫廷，我却不能阻止，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日月。我死以后，用杂木做棺材，用被单蒙住我的头，盖住我的身体，不要埋在家族的祖坟，不要祭祀。
一字一泪，原原本本，翻译下他最后的遗言。一个爱惜名誉如爱惜羽毛的人，最后的无奈，孤独，悲伤，激愤。
言罢，饮毒酒而死，这是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三月十二日，杨震时年64岁。
【五】
杜甫说：死者长已矣。昏君和贪官们说：休想。
杨震死讯传来，汉安帝不爽。君要臣死，臣才能死，没让你死你就死，便是大罪。王闰们继续“下药”，不许杨震的棺材下葬，更不许他回老家，就扔在露天里，让他饱受日晒雨淋。值得讽刺的是杨震的学生们，从始至终，一句话都不敢说。杨震家乡的“父母官”——陕西弘农太守移良更是“叭儿狗”，他先是派兵扣住杨震的棺材，接着又把杨震的两个儿子发配做驿兵，可怜两个文弱书生哪里干过这个，又兼“叭儿狗”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吃尽苦头。
史载那几日，夕阳亭当地连降暴雨，打在杨震的棺木上，如泪。
古人云“冤沉似海”，杨震总算幸运，只等了一年零八个月。
这一年零八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沉于玩乐的汉安帝刘祜玩大了，南下旅游的时候感染风寒，回到京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树”倒了，“猢狲”们还想扑腾两下，李闰江京们欲废黜皇太子拥立幼主，以继续把持朝政，反被太子一网打尽，统统被处以“凌迟”，即老百姓常说的“杀千刀”。而后太子即位，即历史上的汉顺帝刘保。当年在杨震冤案里装哑巴的杨震门生们，而今也总算开口了。陈翼等人向汉顺帝力陈杨震冤案，汉顺帝闻知嗟叹不已，立刻下令释放杨震的两个儿子，将杨震的尸骨厚葬于华阴潼县（即陕西潼关），汉顺帝亲写祭文，称杨震“匡扶社稷，正直是与”。杨震棺木下葬之日，《后汉续》说有一大鸟从天而降，在杨震灵前俯仰悲鸣，血洒满地。之后，人们就塑一石鸟守护于碑前。至此，杨震一案，彻底平反昭雪。杨震死后，其子孙后代连续8代皆为东汉高官，可谓世代显贵。400多年后，他的家族出现了一位鼎定天下的英雄——隋文帝杨坚。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东汉战神——皇甫嵩
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东汉末年的政治形势，那就是“一锅粥”。
“一锅粥”的特点就是乱，中原大地，大江南北，来来回回的打，先有黄巾军暴乱，又有军阀混战。朝堂内部也不消停，宦官和外戚势力轮流坐庄，相互夺权，甚至大力拉拢门阀支持自己，拉拢的结果，就是拉来了叛乱的董卓，造成了新一轮的暴乱。从东汉王朝汉桓帝、汉灵帝两代皇帝开始，整个东汉的政局，从朝堂到战场上，就是打来打去打成一锅粥。宦官想着压倒外戚，外戚想着压倒宦官，军阀要么想着割据自立，要么想着挟天子以令诸侯，至于文臣们，有气节的当然不少，但是更多的人想的，却是能够找一个好主子，保命外带保住富贵的生活。一个个忠孝节义的名义下，都打着自私的算盘。
但是在这一锅粥的状态下，如果要问，有没有一个人，一生坦荡无私，兢兢业业，奔走劳碌，为了拯救汉帝国的江山而努力，答案是有，其中最杰出的英杰，就是东汉帝国最后的拯救者——皇甫嵩。
【一】
在东汉帝国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皇甫嵩是一个难得的精忠报国之人。
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的叔叔是曾经做过辽西太守的皇甫规，他的父亲是曾经做过雁门太守的皇甫杰。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对战争自然是耳濡目染。少年时候的皇甫嵩，跟着叔叔混过，也跟着父亲混过，但无论在辽西还是雁门，他都与一个相同的敌人打交道——鲜卑。
东汉末年的鲜卑人，已经填补了匈奴西迁后留下了空白，渐渐成为东汉帝国的又一大敌。当时的鲜卑骑兵，完全继承了匈奴骑兵凶猛彪悍的特点，是当时天下最强军。少年时代的皇甫嵩就多次与鲜卑骑兵交手。他后来在战场上的精明果敢，对骑兵战术使用的炉火纯青，就是起于此时。但皇甫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史载他“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是难得的文武全才，而家族的传承，更让他从小立下了志愿：匡扶社稷，以身许国。
这时候的汉帝国，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东汉晚期历代皇帝又短命，国家大事由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从政治派别上说，皇甫嵩属于中立派，但是他和当时的门阀大儒陈蕃往来密切，由陈蕃举荐给外戚窦武为官。这本来是他人生的好机会，这时候的窦武，是外戚大将军，太后窦氏的哥哥，但皇甫嵩拒绝了这个诱人的机会，他对身边的人说，“窦家无远谋，必招祸也”。事实果然被他说中，不久之后，窦家即在与宦官的争斗中失败，宦官势力更借机大肆排除异己，逮捕“党人”，当时东汉帝国的儒生官僚中，作为“党人”被逮捕的，高达数千人之多。皇甫嵩因他看人的眼光，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这场株连甚广的冤狱，从公元168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76年，东汉帝国的内部统治，在这场折腾里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很快迎来了其致命的一击：公元184年发生的黄巾军起义。
说到黄巾军起义，今人知道比较多的，是其领导人张角兄弟，以及其传播的太平道宗教。用宗教为旗帜，大量的笼络同党，在全国各地遍布网络，起义的准备时间长达10年。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汉帝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黄巾起义所宣传的“太平”思想，让诸多农民们心向往之，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的汉帝国对官僚士大夫的镇压，对农民的管理相对松懈。历次外戚与宦官争斗失败后，宦官们会巧立名目，大肆镇压地主官僚，而真正在地方上管理农民的，正是掌权宦官们看做敌人的“党人”们。党人之祸虽株连甚多，但主要的对象，都是各地的精干官僚，儒生学者，底层的农民相对触及较少，相反，汉王朝少了这些精干的官吏，张角的起义组织也就更加从容。
张角黄巾军起义的爆发于公元184年，虽然准备了10年，但这场起义的发生，依然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一年，荆州信徒马元义聚集数万教徒，准备在三月的时候发动地方暴乱。可是张角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