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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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说起汉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时,必须看到,他继承的,既有祖先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也有一大堆麻烦,汉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日益虚弱,经济制度和税收体系漏洞百出,混乱不堪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但是如果国家稍有变故,就很可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汉武帝即位早期的国民经济困局,其实正是为这一切买单。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一统国家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合,整合的办法也只有一个——改革。
【二】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真正起于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动因,最初是为了给公元前119年那场对匈奴的大远征筹款,属于“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对准利益最丰厚的部门:盐铁。这场改革也有一个名字:盐铁官营。
在当时,盐铁行业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矿产行业,属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暴利行业。冶铁行业自不必说,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在汉朝休养生息下,完全可以谋取重利。至于食盐行业,在封建社会,这更是一本万利的高利润行业,煮盐的成本极低,食盐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甚至每年食盐的“定价权”,也都操纵在富商大贾手里。对于这两个暴利行业,先前政府所得的税收极其有限,而且凭此行业致富的富商们,也早与官府甚至地方豪强勾连,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强,甚至中央的官员,也有人每年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分成。所以多年以来,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彻底“无为”而治。
到了这时候,“无为”是不行了。这时期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连年开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这一年祸不单行,黄河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关中地区又遭到蝗灾,政府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甚至只能向长安当地的富户告贷。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动作,利益巨大的盐铁业,就成了汉武帝开刀的对象。
开刀的决心好下,怎么开刀是难题。盐铁业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国家不是我的,可盐铁的利益是我的,现在让我舍小家就大家,你凭什么?所以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国家要开刀,肯定会立刻抱成团,誓把“自由经营”进行到底。如此铁板一块,不讲点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万幸的是,汉武帝身边,此时有一个会讲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为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当时却被看成“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作为从商人体系内走出来的人,他最清楚里面的门道。早在13岁,桑弘羊就“入侍宫中”,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脑子管用,会算。先是会算账,大小的财政开支用度,他转转脑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记忆力也好得很,特别是跟数字有关的事物,给他说一遍就过目不忘。汉武帝开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为宫中的“侍中”,即汉武帝的“秘书”,能够清楚地推断出国家每天各项活动的开支,甚至能够指出哪些开支可以避免,哪些开支不可避免。比如在闽越国侵扰东瓯国,汉武帝发兵干涉的时候,桑弘羊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却清楚地推算出前线军队每天的财物用度,以及最终的财政预算,事后与实际支出核对,竟然分毫不差,此时的桑弘羊年仅15岁,放在今天,也是一个绝对的数学神童。
不但能算,桑弘羊还能说,特别是说到财政问题,更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滔滔不绝几天几夜都没完。后来卫青夺取河套地区,汉朝廷议是否要在当地铸城守备,丞相公孙弘等人以花费巨大为由坚决反对,一番陈词把年轻的汉武帝说得哑口无言,关键时刻又是桑弘羊挺身而出,一顿旁征博引,竟然让宦海老臣公孙弘张口结舌,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建议。有趣的是,这场廷议之后,原本是“反战派”的公孙弘,此后变成了坚决的“主战派”,积极支持汉武帝对匈奴的各类战事。虽说他见风使舵,但也确实是被桑弘羊给说怕了。
又能算,又能说,这样的人,自然成为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改革的策动者。当然桑弘羊不但能说能算,还很能躲,这么大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他并非是冲在前面的,当时他的职务依然只是“侍中”,负责落实改革政策的人,是当时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桑弘羊,是那个躲在背后出主意的人。
桑弘羊的主意很简单,却样样击中盐铁问题的要害。
“盐铁官营”的政策,在当时主要有简单的四条:第一,将煮盐、冶炼的营业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第二,由官府招募盐户,发给煮盐器具和生活费用。第三,严查各地私自经营盐铁的事情,用铁腕手段打击。第四,国家在各地设立铁官,管理铁器专卖事务。
这四条内容看似平常,第一条是改革的目的与宗旨,后面三条是基本方式,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与第四条。第二条政府招募盐户,属于釜底抽薪的缺德狠招,因为盐商们之所以能够形成独大,关键在于对各地平民“盐户”的控制。盐户们皆依附于各路盐商存在,受其盘剥,食盐的收购价格和最后卖出价格,早在汉景帝在位时期,就有了将近5倍的差价,然而改革之后,政府通过提供基本生活费和煮盐器具的手段,等于拉住了比商人们更低一层的贫民阶层,以更优惠的政策将食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盐业的源头断掉,盐商们从此想翻天也难。而在各地设立铁官,负责铁器买卖事宜,更是不动声色地盘剥了先前铁器商人们的权益,将其原本独大的特权牢牢抓在手里。没有二、四两条,所谓的铁腕打击私人经营盐铁,根本无从做起。而政府垄断盐铁贸易,也只能是白日做梦。
桑弘羊的政策,既阴且狠,不招来反对是不可能的。盐铁业的商人不必说,按照野史的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收买杀手,准备要桑弘羊的命。朝堂方面,同样反对声四起,先前在盐铁贸易中获得利润的官员们反对,那些从文景时代过来的老臣们也反对,因为这样违反祖制,是与民争利。当然这一点汉武帝早就想到了,他的办法也简单——“杀鸡给猴看”,找个狠人监督着,谁敢扎刺就收拾谁。汉武帝找到的狠人,就是此时西汉帝国第一酷吏——张汤。
张汤这个人,后世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廉政标兵”的,也有说是“刽子手”的,因为这个人确实为官清廉,死的时候家中都无余财。但他行事也着实凶狠。他是西安人,父亲是长安丞,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法律。他小时候,就曾因家里的老鼠偷吃食物,一怒之下不但杀死老鼠,更依照大汉律法,给老鼠写了一份条理清晰的判决书,其处死老鼠手段的阴毒,以及判决书之精彩,当时就让其父瞠目结舌。成年之后,张汤曾跟随汉景帝时代著名酷吏宁成工作,宁成是当时头号狠人,有“宁遇老虎,不遇宁成”之说。受这位老领导的影响,张汤也养成了行事果断,出手狠毒的风格。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是因为汉武帝早期著名的“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因妒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得宠,在后宫里用巫术诅咒卫子夫,事情败露之后,张汤负责审理,他在短时间里连续出手,处死涉案宫女多人,迅速审结了此案,汉武帝也因此认识到这个酷吏的能量,随后官位节节攀升,到了经济改革时期,已经是掌管全国司法大权的廷尉署御史(司法部长兼特务头子)。
对这个人,汉武帝一度宠信到了极点,张汤每次觐见,汉武帝和他讨论政事,经常从早侃到晚,甚至兴奋得忘记吃饭。之所以恩宠有加,一是张汤行动力极强,效率很快,今天能做完的事情绝不过夜。二是他出手狠毒,但凡汉武帝要整治的人,必然要置其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听话,他的聪明,往往用在曲解法律条文上,汉武帝要做的事情,哪怕再过分,他都能从法律上找到依据,而汉武帝交代的事情,哪怕再狠毒,他都能完成得极其漂亮。且相当尊重领导,但凡是重大案子的处理,都是早请示晚汇报,且关键时刻敢为领导背黑锅,如此能干活又听话的人才,自然是汉武帝眼里最容易使唤的鹰犬。
所以在经济改革早期,正是张汤这位“鹰犬”为汉武帝的改革保驾护航。盐铁官营开始后没多久,张汤就以极快的速度,搜集到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反对派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铁商人相互勾结,甚至收受贿赂的各种证据。改革开始后,凡是不说话的,就暂且放一马,敢说话反对的,就照着罪证抓人,还敢反对,就杀无赦,接连惩办了数名官员后,大家都哑巴了。
大家哑巴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公元前120年开始,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需要注意的是,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取得了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斩杀匈奴近10万人,迫使匈奴狼狈北蹿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拜盐铁所赐。
【三】
随着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胜利,持续肆虐北中国百年的匈奴人消停了,汉帝国的边境迎来了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西汉帝国内部经济改革的继续动荡,却从此越演越烈。
尝到盐铁改革甜头的汉武帝,决心要把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推行到底,原因很简单——他需要钱。匈奴虽然逃窜了,但要赶尽杀绝,需要钱,南方诸侯国的割据仍在,要统一南北,需要钱。张骞从西域回来了,要再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拉拢西域国家,断掉匈奴的生存空间,需要钱。甚至,汉武帝很想再活500年,1000年更好,要求神拜仙,寻找长生之道,当然也要拿钱买。更深层的原因却不是钱,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势豪大户富可敌国,不受政府节制,长此以往谁是皇帝?要确立国家对财政的绝对控制权,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经济改革,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权的问题。
为了钱权的问题,汉武帝持续推行了第二项改革:币制改革。
比起币制改革遭到的反击,早先的盐铁官营,基本算是小儿科了。因为盐铁官营最多不过得罪了那些从事这项行业的官商们,币制改革得罪的,几乎是全国的有钱人。因为当时私自铸造钱币,不是违法行为,而是国民经济的潜规则,是公开的秘密,但凡是有点钱的,有点关系渠道的,手头紧了,都会想办法铸点钱花花。那年头没有验钞机,更没有防伪水印,做这事很方便很容易。
汉武帝容不下这样的“很方便很容易”,一个国家,如果连铸造货币的权力都长期放任自流,那恐怕不是皇帝有名无实的问题,估计连亡国也不远了。这一点却是大臣甚至富人们所没感觉的,反正国家不是我的,你做你的皇帝,我铸我的钱,管这么多干吗?
汉武帝决定管这个问题,办法,是循序渐进的,还是阴坏。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宫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40万。爱买不买,不买是不可能的,只能咬牙必须买。如此一来,原本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铸造钱币,也很难花得起这个本钱了。
白鹿皮币自然引起了反对,且比上次更强烈,这次带头反对的,是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颜异。当然颜异本人并无恶意,只是认为定价40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