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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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⑦d。因此在放牧频率越低的草场，牧民迁移的次数越多；反之，则迁移次数少。
游牧生活中的迁移，有时也与牲畜种类有关，羊和骆驼在潮湿的牧地生长不好；石灰质的土壤对马有利；含盐的土却适宜于骆驼；山羊、绵羊啃草能力很强，一直可以吃到草根，因此牛、马吃过的草地可以继续牧羊，而羊刚吃过的地方却不能再牧放任何牲畜了。游牧频率不仅与牲畜种类相关，有时也受民族的社会生活习俗影响，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证明，甘青地带的藏民、蒙民同样均为草原民族，但两者的社会家庭组织不同，移动的便利程度也不一样。藏人的帐篷，组织粗陋，架设简单，质量甚轻，容积亦小，故便于移动。蒙古包则不然，组织精致，架设繁杂，质量甚重，容积亦大，不便于移动，因此蒙人家庭的移动不如藏人便利。为此藏人游牧某地，牧草将尽未尽之时，仅用数头牛或马，即可携带家用移于另一优良牧草地方，牧草恢复得快，草场也优于蒙人牧地。而蒙人移动须用数量可观的骆驼或牛马，且其家庭组织非常复杂，移动困难，故蒙民所住的地方，几无草可牧，处于过牧状态①e。由于迁移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到牲畜的生长繁衍，因此在游牧业中移动权比居住权更重要，移动性越强，对于保持草原生态环境越有利，对于牲畜的生长繁衍越有利。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草原民族很多，契丹人就是其中之一，与其它草原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的游动生活。契丹历史中出现的斡鲁朵与捺钵制度就是游牧生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的反映。《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杨若薇通过对斡鲁朵制度的研究，指出斡鲁朵是当朝皇帝与过世皇帝的宫帐，同时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与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吻合，诸斡鲁朵与中央官员扈从当朝皇帝斡鲁朵四时迁移。在斡鲁朵制度下，皇帝所居者谓之斡鲁朵；皇帝所至者，则称之为捺钵。对此《辽史。营卫志》有这样的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一般‘春捺钵曰鸭子河灤，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夏捺钵无常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南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冬捺钵曰广平淀……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於此坐冬‘②e。‘春山秋水‘的捺钵制度是契丹人游牧生活、四时迁移的写照。契丹人民追随着牲畜四时游牧，皇帝贵族则伴随庞大的斡鲁朵四时‘捺钵‘。继辽之后，四时捺钵制度为金、元两代沿行不替，至满人人关后，实行的避暑热河、木兰秋畋，仍有捺钵制度的留韵遗风。
捺钵是在游牧背景之下契丹、女真等民族上层的逐水草活动，由于捺钵的核心人物是帝王，因此四季捺钵的距离很广，可是对于草原牧民来说，冬夏营地的距离，即四季逐水草的范围却在百里或数百里之内。波斯学者拉施特在《史集》中对于蒙古人的四季牧场也作了描述，蒙古窝阔台汗春天所在之处是哈拉和林四周；夏天是月儿灭怯土草地；秋天所在之处是距哈拉和林一天行程的古薛纳兀儿；冬大则为汪古。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帖客和乞儿吉思，其间距三日途程③e。窝阔台与阿里不哥均为蒙古大汗，但他们的四季营地也只有1…3日的路程。19世纪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与蒙古人》中也记述了蒙古草原上牧民转场的情景，作者在一个叫作达兰阿玛乌鲁姆的冬营地看到牧民迁向夏营地，这里距鄂尔坤河仅4俄里，而即将迁入的夏营地就在河对岸，两季营地之间相距并不远。这样的转场在草原上随处可见，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上的道路向北一条通向驿站的冬季牧场，另一条通向驿站的夏季营地，冬、夏营地相距多远呢，不用说肯定都在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上，而这个平原仅长40俄里。与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的冬夏营地距离相似，属于华硕洛图驿站的冬、夏营地仅20俄里左右。而驻守在乌里雅苏台的200名披甲兵夏营地在驿道附近，冬季牧场则选在70俄里以外的乌松祖依里河口①f。
有关草原民族冬、夏营地距离的记载还可散见于各类草原社会调查，据20世纪初对阿鲁科尔沁旗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的调查，这一部落冬、夏牧场距离60里左右②f。在扎鲁特旗对3户组成的放牧小组调查显示，这个小组从4、5月开始以本部落为起点，大约用2、3天时间，到达北面70里远的阿鲁洪多伦平原，在这里停留数日，再向北面霍林河附近的茂丽林移动，在这里渡过夏季的大半。当9月接近冬季的时候，移动到南面的包卢肯庙附近（约5日到达）设立冬营，至次年4、5月用4天左右的时间，走100多里，回到本部落，显然这组牧民冬、夏营地之间大约相距100多里③f。当然牧民冬、夏营地的距离并不都在百里左右，有的部落就要作较长距离的迁移，在阿鲁科尔沁旗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牧场上放牧的就有170里以外的部落，有时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的牧民也会到200里以外的牧场去放牧④f。
总的来看，牧民逐水草的游牧活动是在百里或数百里的圈内完成的，这个圈内既有满足放牧需要的水草条件，也在习惯上被别人视为具有稳定的使用权。
（二）规定游牧路线
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虽然具有随意性的特点，但游牧路线一般不轻易改变，每年基本都一样，形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与水源有无、草场优劣以及去年迁移中畜群留下来的粪便都有关。草原上树木很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般都将牛粪、马粪等作为燃料，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在其撰写的《蒙古史》中就注意到蒙古人：‘用牛粪和马粪烧火来煮食物，皇帝和贵族与其他人一样，都以牛、马粪烧火取暖。⑤f‘
满铁调查报告之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指出：蒙古人分春夏秋冬放牧家畜，过着游牧生活，每年只要不发生特殊事件，就按照一定的时期，在特定的圈内移动。如果在游牧圈内改变了过去的游牧路线，会给他们解决燃料造成很大困难，这是因为蒙古人的燃料完全依赖历年游牧路线上遗留下的干燥家畜粪便，占第一位的是牛粪，其次是羊、马、骆驼等⑥f。但其它地方游牧方式的调查却表明，追循去年的牛粪并没有成为确定游牧路线的唯一选择，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更注重牧草和饮水条件，为了寻找令人满意的牧草与饮水条件，牧民并不是有意识走同一路线。而对于燃料，新鲜的虽不能使用，但几年前的却可以使用，因此也不一定需要每年都走同一条路线⑦f。
游牧路线是联系营地之间的纽带，牧民驱赶着牲畜循着这些走了一遍又一遍的路线，来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营地，年复一年过着循环往复的游牧生活。新巴尔虎左旗牧民的放牧路经一般为夏天逐水草至海拉尔河、乌尔逊河、辉河、伊敏河以及这些河流之间数量繁多的湿地放牧牲畜，冬季则反过来将牲畜由河谷赶向高地。每条河流周围自然环境有别，为了适应牲畜的生理习性，牧民对牧地以及放牧路线的选择也不一样，新巴尔虎左旗以及毗邻各旗主要夏季和冬季放牧地点如下：
新巴尔虎左旗：夏——乌尔逊河。冬——买宁塔拉高地（位于昆都伦河右岸）
新巴尔虎右旗：夏——昆都伦河、达赉湖附近。冬一一达赉湖西北面的高地
陈巴尔虎旗：夏——海拉尔河流域。冬——海拉尔河上游兴安岭山麓地带
索伦旗：夏——浩音高努鲁。冬——浩音高努鲁①g。
游牧路线是草原民族游牧活动的重要环节，由于缺乏古代民族有关记载，以上谈到的游牧路线选择，虽然例举的均为20世纪初蒙古人的游牧方式，但基于长期以来游牧方式的稳定性，通过这些调查仍然可以了解牧民选择游牧路线的传统原则与习惯。
（三）营盘与放牧
营盘与畜群是认识游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特征诸问题的重要方面。
1．营盘
营盘为牲畜过夜休息的地方，牧民一般白天在营盘周围一定范围内放牧，夜晚归宿营盘。由于营盘的功能特征，往往设在牧场中心地带。按类型分为临时、固定与辅助营盘。
营盘的选择与水草状况相关，两者之中人畜的饮水条件似乎更重要。以羊而论‘夏天一日需饮水2…3次，冬天也需要1…2次，因此营盘必须接近饮水处。草原上的水源基本分为两种，一种为河流、湖泊以及冬天的积雪；另一种即水井。在牧民未掌握掘井技术之前，河流等天然水源是唯一的饮水点，有了水井不但缩短了每天放牧的距离，而且也为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增加了一些灵活性，水井周围的草场成为选择营盘与放牧点的理想场所。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其所著《蒙古与蒙古人》中多次谈到蒙古牧民在水井周围放牧的情景，他说：‘我们越过若干被山岗隔开的谷地，在一道山岗的南面，紧靠路边的地方有一口小井，每年春秋两季都有陶公旗的牧民在此游牧。‘‘我们将要穿过一片荒漠，在道路东侧不远有口井，驿站上的蒙古人有时也到这里放牧。②g‘‘水井对于夏季牧场尤其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远离河川、湖沼的甸子，很难成为牧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水井③g。时至今天，水井对于牧民的意义仍然十分重要，过多的畜群来往于水井周围，牲畜的哨食与践踏使水井周围地面裸露，失去牧草保护的地面竟成为草原沙化的起点。
由于饮水是放牧中的重要环节，因此牧民确定一天之内的放牧距离基本以饮水地点为半径，饮水地点包括河流、水泡以及水井等。畜种不同，每日的行走能力与放牧半径也不一样‘一般羊日行5…6公里，牛7…8公里，马10…15公里，骆驼大部分在居住点周围。冬天牲畜吃积雪代替了水，放牧半径也相应缩小。盐是牲畜生长中必需的，游牧中牧人不给牲畜盐，为了补充盐的需求，每四到五个月左右到潮达湖放牧一次，让它们舔食表面的盐就基本满足了牲畜的要求④g。
营盘内的设备也是放牧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临时性营盘多出现在夏营地，这样的营盘不需要配置任何设施，仅因为乳牛需要取乳，将小牛与乳牛隔开就行了。固定性营盘主要用在冬营地，为了保证羊群躲避风雪，必须装有栅栏，羊群很大，故栅栏规模也很大①h。
为了保持营盘周围的牧草不被立时吃光，一般牧民都是各家独居，每家相距数十里，两家同居一处或相距十里内者较少，三家同住一地者更鲜为可见，具有明显的分散性②h。游牧社会中，不仅蒙古人的营盘具有这样分散性的特征，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也有同样的作法，一般一个部落有二三百人家，其帐幕都绵延不断地散布在一二十里地面之间，若聚居一处，牲口数量过多，附近草料不数日即可吃光，势必增加整个部落迁移的次数，非常不便③h。
2．放牧与畜群
游牧社会的畜群相当庞大，北宋时期宋人使辽见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棚，而生息极繁‘④h。大约一千年后，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草原见到几乎与宋人使辽时同样的情景，马群、牛群有二三百头，羊群则在千余头左右⑤h，至20世纪初蒙古草原上仍可见到500…3000匹马、100…300头牛以及300…3000只羊。5…100头骆驼各自构成的畜群，在2…3名骑马牧夫管理下进行放牧⑥h。当然草原上的牧民并不都有这样数量的畜群，也有牲畜量不多的小牧主。
牧民拥有牲畜数量不同，放牧距离也不一样，一般拥有数量可观畜群的家庭必须采取四季转场的放牧形式，而仅有二三十头牛，或二三十只羊的小牧主，并不需要离开营地很远，只在几里之内放牧就行了，因为这样数量的牲畜还不足以造成营地周围牧草短缺。20世纪初在对阿鲁科尔沁旗哈拉淘科尔沁部落的调查中，就发现属于这一部落的20户居民中，16户牲畜数量少，整个冬、夏两季都在部落附近游牧，与他们相比其它几户除冬季外，都在夏季牧场放牧⑦h。在对扎鲁特旗牧民的调查中也发现这样的现象，牲畜较少的牧主多以部落为中心，在半径50里以内的地方放牧。为了保证牧草的恢复，牧民一年当中要改换十几回放牧场所⑧h。
拥有牲畜较多的牧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