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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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赵云的人气很高，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故最初就设计让赵云有个改变期，这个改变期将使赵云慢慢走向一名半帅才半名将的身份，并将全书第一段较为细致的战争描写留给他。
在谋士的选择，虽然郭嘉这个通用人物被收纳，但使用率不高，更多用的是陈群这样严肃勤政的人，然后戏志才、伊籍、庞统、杨修、蒋琬的登场，正式宣告谋士班子健全，这七个人加上文臣首席荀彧组成了主要的谋士团队，而郭嘉的外派，使得谋士戏份集中在了陈群、戏志才两老和庞统、蒋琬两新的矛盾和智略上。
内政上，随着卢植的去世，吹响了荀彧、张昭中青代进入掌权期的号角；军事上，徐庶、周瑜的四处征伐，使得楚地在南方实现统一，并开始呈现南北对决的模式。
到了胡昭的正式登场，小说就会进入一个内政的大风暴中，以荀彧、张昭、胡昭为首的三位治略公，正式掌管新朝政。同时，楚王府、治略府、统帅府三大权力中心开始蜕变，最终过渡到一个成熟稳定的模式。
在这些主要人物之外，荀攸、鲁肃、法正等人形成了一个二线者身份，诸葛瑾、蒋琬则以荀彧、张昭的接任者身份开始步入内政，为实现治略府的权利过渡做准备，在向后写，陆逊、吕蒙、庞德开始代表第三代军事将领出现，凌统、马忠、王基等三代半将领也陆续涌现出来，马良、费炜、周信等第三代和三代半朝政治略公也将在第十一卷左右登场。
在四海征伐卷附近，姜维、邓艾、钟会、文鸳等第四代将领也将会登场，领导对外扩张。
在经济上，我没有考虑大家习以为常的模式，整个经济建设和提升是有规律的向高层建筑过渡，主要提倡的就是区域化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提出了国商、民商这样的儒商概念，提出农场经济模式，在整个社会上层建筑格局上，也没有考虑向《商业三国》那样采用西方式社会建筑改造的方式，而是用传统中式家族管理模式。
爱情戏份上，我在初期考虑身体年纪很小，没有过多设计，将爱情戏份设计到第九卷，届时会登场两位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的女性。到了中后期，海外王族的公主也开始陆续登场。
整个小说的开局、立业、平衡、统一、征伐外交五个大部段上，我完全用了自己个人的一个思路，没有参考哪本书，也不想参考，但借鉴还是有的，就是看别人的书觉得什么地方不合理，自己以后写的时候不要犯这个错误。
比如说很多书提的科举，我认为不合适，改用了学院制培养模式。
比如很多书认为西方民主和君主立宪制，我认为不可能，采用了传统的氏族管理和皇权至上同时，法、儒、道三家制衡，同治天下的策略。
比如说很多书采用了现代军制，我认为也不合适，冷兵器作战和热兵器作战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己设计了禁卫军和楚军独立模式。
在科学体系上，我也不希望过分改变，只是希望通过学院制，缓缓建立体系化研究的思路，更多事情让后人去做的策略。
好了，我保证本书后面会更新颖，不走寻常路的。
关于胡昭介绍一下：胡昭，颍川人（今河南省禹州市人），字孔明，生于公元161年，卒于公元250年。他比诸葛亮年长20岁，又比诸葛亮晚死16年，终年89岁。胡昭长期隐居深山，终生不仕。有关他的活动情况记载很少，但仅从散见于一些史料、典籍中零星的文字记载来看，胡昭的才华智慧绝不在诸葛亮之下。
胡昭的青年时代，正是朝廷腐败，外戚宦官交替执政时期。他幼读经史，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典史，工于书法。弱冠之年就以其绝世才华而为世人称道。他因厌恶仕途生涯，为避免无休止的郡县察举（察举，东汉王朝选用官吏的方法之一，即由地方官吏察求“贤材”，举为官吏），公府辟召（辟召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启用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属员），就客居冀州，醉心于经史书法。
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权臣干政，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各路诸侯为在争夺地盘和扩大势力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招揽人才。素有“四世三公之家，门生故吏满天下”之称的袁绍，闻知胡昭乃颍川名流，才华盖世，韬略过人，不惜降尊纡贵，多次登门拜访，请胡昭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但由于他厌恶仕途险恶，因而对袁绍之邀“坚辞不就”。通过与袁绍的几次接触，胡昭看出袁绍嫉贤妒能。他为防不测，就悄悄地逃离冀州。果不其然，未过几日，袁绍命人缉拿胡昭，可是胡昭早已如闲云野鹤一般，躲进了深山老林。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发布“唯才是举令”后，颍川大批仁人、志士纷纷投靠曹操。求贤若渴的曹操得知胡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后，连续多次派人请胡昭出山入仕。但胡昭不愿做官，“信然不起”。后来曹操仍不厌其烦，再次相邀，事出无奈，胡昭只好去面见曹操，自陈胡某乃一介村野民夫，无军国之用，早已习惯于躬耕樵读的田园生涯，做官入仕，非我辈所为，断不从命，还望丞相见谅，让他息隐山林。曹操见胡昭态度坚决，难以挽留，只得慨叹“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听任胡昭回归故里。后来胡昭为了躲避各路群雄无休止的辟召，索性迁居到陆浑山中（今河南嵩县东北）。
当时胡昭所居住的陆浑山，绵延三百里，散居着许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穷苦百姓。由于散居，他们的子弟都无缘读书。这些居民之间，常常由于一些琐屑小事而发生争斗。胡昭看到这种情况，就开馆办学，教他们识字、读书，使他们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同时，对山中居民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劝说、化解，很快使这些居民之间平息了争斗。因为胡昭得高望重，教化四方，所以他居住的三百里山川，逐渐消除了诸如侵害斗殴等不良现象。
胡昭在陆浑山开馆办学，声名远播，很多世家子弟都前来求学。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曹魏的司马懿，司马懿是河南温县的世家大族子弟，当他听说阳翟名士胡昭在陆浑山开馆办学后，就慕名前去学习。胡昭慧眼识人，见司马懿聪慧通达，智计绝伦，胸有雄才大略，料定此人日后必能成就一番大业，于是就竭尽全力，传道授业。由于司马懿出身于名门望族，又聪慧绝伦，为人处世，当然恃才傲物，因此他与陆浑周生结怨，当他得知胡昭从学馆离开后，周生就纠集同伴二十多人去刺杀司马懿。胡昭闻知此事后，立即去追赶周生。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在崤山渑池之间截住了周生一行，经他斡旋，周生才放弃了寻仇的打算。司马懿死里逃生，胡昭功不可没。
胡昭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9年），才从陆浑山迁徙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居住。魏国朝臣频频上书，请求魏帝召胡昭入仕，胡昭都婉言拒绝。嘉平二年（250年），魏帝曹芳再次派公车特征胡昭入朝，闻胡昭在这年病逝，这才作罢。
作品相关论中国两次海洋机遇的丧失（转载）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庄国土
历史学2006．6
摘要：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关键词：明清／宋元／贸易／海洋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增强。近几年来，华人世界的媒体和学术界藉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不断呼吁国人把握海洋发展机遇。郑和下西洋不但被当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典型，而且被视为古代中国海外发展的最大机遇。本文探讨古代中国海洋发展史上两次主要机遇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丧失这两次机遇的主要原因。
一、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
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海外特产。前来中国贸易的蕃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蕃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突飞猛进，郝延平教授称之为“宋代商业革命”。＇1＇（P10）宋元朝廷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政府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以及海外进取精神，也使国人主导了印度洋以东的国际贸易和航运，堪与16世纪前期西方重商主义的兴盛时期相比。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成就有以下标识：
1．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和海商世家的形成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建康巨商杨二郎由牙侩起家，到南海贸易十余年，蓄资千万。＇2＇（p174）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3＇（p2422）铜钱在海外，可以十贯之数，易番货百贯之物。估计一次贸易额就超过了100万贯。＇4＇（p64）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5＇更著名者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6＇（p588…589）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7＇（p1345）泉州纲首蔡景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8＇（卷185，食货志，p4537）宋末元初，最著名的海商是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8＇（卷47，瀛国公本纪，p942）如果说，南宋大海商主要出自泉州，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据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9＇（p374）蒲寿庚之婿佛莲是阿拉伯人，为宋末元初泉州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八十艘”，家赀“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10＇（P193）太仓朱清、张瑄二人，南宋末年就雄长于海上，降元时，张碹已经有巨舶500艘。他俩似太仓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田园巨宅遍吴中，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11＇（p467…468）元代澉浦杨氏世代为官，世代经商，聚集大批海舶。元初，杨发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占籍澉浦，每岁招舶商。其子杨梓也因有大量私家船队而被任命为海运官员。杨梓之子杨枢19岁就以官本船浮海到西洋，6年后又自备舟楫粮秣，护送西域使臣回波斯湾的忽鲁模斯。元代中期，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根据吴承明教授的看法，在明代万历年间，数十万就算是大贾，上百万的是少数。在明朝嘉、万年间，积资50万两以上的就算是天下头等富豪了，这种富豪，全国只有17人。＇12＇可见明代大贾的财富，已远不如宋元时期的海商。宋元时期的中国海商，其海外贸易范围、财力和探险精神，完全不亚于15世纪地中海城市的商人。
2．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
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11＇（p8431…8432）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到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