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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8章

血腥的盛唐-第3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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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逢吉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因宪宗将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了裴度,李逢吉就犯了跟元稹一样的毛病,背地里频频使坏,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后,一怒之下将他逐出了朝廷,贬为东川节度使(几年后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逢吉栽了跟头,就把这笔账记在了裴度头上,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长庆二年春,裴度与元稹几乎同时拜相,李逢吉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在李逢吉看来,裴度和元稹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如今虽然表面休战,但绝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只要制造事端激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他就能在鹬蚌相争中坐享渔翁之利,夺回失去的宰相之位。

当然,要想重回相位,前提是得先回长安。

为此,李逢吉立刻派侄子李仲言入朝打点,很快就结交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三月,在王守澄的积极运作下,李逢吉被召回朝中,就任兵部尚书。

第一步大功告成。接下来,李逢吉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激化裴、元二人的矛盾了。

正当李逢吉苦思冥想之际,他派去监视元稹的探子忽然送来了一条绝密情报,顿时令他笑逐颜开。

这则情报显然跟河北战事有关。

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庭凑,并已任他为成德节度使,但王庭凑依然没有退兵,还是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达半年多的深州守将牛元翼频频告急,令朝廷非常苦恼。在此情况下,若有人能解深州之围,无疑是大功一件。

三月的一天,有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自称有办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翼。

此时,元稹虽已贵为宰相,但朝中不服他的人比比皆是,他正想干一两件大事树立威望,一听于方之言,赶紧问他有何良策。

于方故作神秘地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还得宰相大人通权达变,此计方能成功。”

元稹瞟了他一眼:“怎么个‘通权达变’法?你倒是说说看。”

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嗓门说:“下官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友明,都是燕赵奇士,熟悉河朔的风土人情,如果派他们潜入成德军中,施以反间计,不难救出牛元翼。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必须给他们二十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他们相机行事,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也才能确保反间计的成功。”

“二十道空白委任状?”元稹冷笑,“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下官知道,所以方才已经有话在先,需要大人您通权达变。”于方神色自若地说。

元稹很清楚,于方是在暗示他用宰相权力去搞那二十道空白委任状。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毕竟是违法乱纪之举,万一曝光,绝对是一大丑闻,对他这个新任宰相是很不利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事要是成了,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日后在天子和百官面前,自己的腰杆就绝对够硬了。

干,还是不干?这是一个问题。

元稹沉吟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

此刻的元稹当然不会知道,这一把赌下去,他就将身败名裂,懊悔终生。

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显然是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悉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谈内容。

不过,搞到情报是一回事,如何利用情报又是另一回事。本着把水搅浑、把事闹大的指导精神,李逢吉决定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然后透露给裴度,让他去跟元稹死磕。

五月的某一天,裴度的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并未说明来路,只是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密谋,要派刺客干掉你。

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当然不会听风就是雨,而且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也心怀警惕,所以听完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当回事儿。

裴度如此气定神闲,李逢吉自然是大为恼怒。他想来想去,最后索性授意李赏去禁军告发,把这事捅上天去。

消息传开,朝野哗然。

穆宗立刻命人逮捕于方,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结果,所谓买凶杀人固然是子虚乌有,不过于方和元稹的密谋可就藏不住了。看过本案的卷宗后,穆宗对元稹大为失望——堂堂宰相,居然如此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还执法犯法,怎堪为百官表率?

六月五日,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贬为同州刺史;同时也免去裴度的相职,贬为右仆射。

很显然,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是不公正的,所以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替裴度叫屈:“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却跟于方搞阴谋诡计,处罚得太轻了!”

可是,穆宗却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原判。

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总算告一段落。裴度和元稹双双出局,李逢吉则坐收渔人之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相位。

事实证明,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在权力斗争方面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

为了权力,李逢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才能笑到最后。

元稹被贬同州后,愤懑难平,就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竭力表明对朝廷的忠心。他在奏表的结尾说:“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旧唐书·元稹传》)

元稹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就是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

然而,奏表呈上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最后,元稹终于意识到——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长安的“钟鼓之音”了。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颖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一连数日不能上朝,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免忧心忡忡。此外,更让朝野上下惶惶不安的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都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的一致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疏,请求入宫朝见,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裴度年初虽被罢相,但仍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种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上皇帝一面了。

经朝臣们请求,裴度连上三疏,要求册立太子,并请皇帝接见大臣。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用“大绳床”抬了出来,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

虽然天子的脸色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但是看见他的神志仍然清醒,众人总算稍感安心。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要赶紧册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地向穆宗提起了此事。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裴度考虑的是皇权的平稳过渡和社稷的安危,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抢一个定策之功。所以,两人的劝谏之辞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负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此时年仅十四岁。

尽管宰辅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穆宗李恒却始终不置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穆宗的心情无疑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现在才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可宰相们劝他册立太子时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好像他是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事先询问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他都只能认命。

随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请立太子的奏疏,又像雪片般飞进了宫中。穆宗怔怔地看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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