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9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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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随时而变，这就是徐平主持下的宋朝现在对契丹的策略。刘六符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徐平就没法跟他讲明白。说是说，明不明白就看刘六符自己了。宋只要内修国政，保证国力不堕，保证军力强劲，则就可以把这些话变成现实。
看了刘六符的表情，徐平便就知道他还是不相信，道：“于本朝来说，此时自然是欲和，学士不须对此有疑虑。只是贵国坚持要有岁币，不然坚不肯和，没有办法。不和那就只有打了，不打不相识吗。是以，学士应该知道，本朝在向前线调兵，要干什么？”
说到这里，徐平不由笑了起来：“调兵就是要打吗，以打促和。你们坚持认为自己军力强大，可以不劳而获，能从南国平白得到银绢。没有办法，本朝就只好打你们个灰头土脸，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才好议和。学士，你说是也不是？”
刘六符默然，他能够说什么？现在议和的最大障碍，确实就是契丹不想放弃年年收到的银绢，不给钱就不立誓约。有这种想法，就是认为自己还有军事优势。
徐平把话讲明了，你认为自己强，那就打到你放弃这种想法为止。席卷燕云确实宋军现在做不到，但前出百里还是能支撑的，那就先向前打一百里。如果契丹迟迟不定，则这个冬天，宋军不会再等，必然会越过拒马河，把边境推进到涞水、桑干河一线。
宋朝是要议和，但不表示在议和的过程中，就按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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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三衙改制
大名府皇宫的后苑，赵祯摆下酒筵，请了徐平和明镐来，与从西北来的几位军官饮酒。
徐平在西北整训军队的时候，很多中下级军官是赵祯从殿直中选过去的。经过了西北数年历练，现在整训河北禁军，赵祯又调了一批人回来。这就是新编禁军的架子，有了这个架子，再加上充实起来的制度，最终完成对河北旧禁军的改造。
赵祯派往西北最重要的两员大将，许迁和王逵两人全部返回。许迁已定为云捷军都指挥使，王逵定为云翼军都指挥使，这两军帅先完成整编。
云捷军以大名府为基地，先前分布于河北数州的各指挥或者调回大名府，或者是改变番号，在重新编成。云翼军则以磁州和洺州为基地，同样开始聚集，进行整编。
此次的禁军整编，徐平没有参与，由赵祯自己一手包办。有王凯和李璋辅助，基本是按照当年陇右军整训的路数来，编制和制度都是现成的。驻大名府的云捷军，暂定为赵祯的随扈之军，由王学斋出任副都指挥使，算是亲军。由开封府带出来的一二十万禁军，则派往前线各州外，大部整编进云捷和云翼两军中。
河北路禁军整编，需要补入的僚佐官员甚众，多有文官要求改官从军。有陇右军几位文官改武的官员为榜样，以文改武的意义已经与以前不一样了。河北路是与契丹作战的前线，战事一起，军功比西北还要大得多，热衷于此事的官员颇为不少。
此时还有一位天禧三年的进士王逵，也已定了改换武职，即将到大名府，参与忠佐司的将校培训。徐平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代特别喜欢用逵这个字取名，重名的很多，王逵就有好几个。其他如贾逵、李逵之类，军中更是不少。或者因为这个字里带个土，可以补五行之缺？依现在习惯，遇有重名，先是用州名来区分，同一个州的再用父祖来分，颇为麻烦。徐平想着，要不要再次整理户籍的时候，加上编号，就像前世的身份证号一样。
喝了几巡酒，赵祯道：“依陇右军之制，禁军整训完毕，三衙如何处置，我一直拿捏不定。左右无事，不如议一议，怎样处置三衙才是最好。”
整编完成的各军，都是步骑合一，还编有运输、桥道、装备、医疗等辅助部队，是完整的野战集团。殿前司步骑都有，隶其下的没有问题，马军司和步军司就不行了，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步兵军和骑兵军。新的禁军三衙管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必须改变。废掉三衙禁军全部隶枢密院之下也不合适，缺少了制衡，军政和军令还是要分开才行。
明镐道：“三衙不当废，只是不能再如现在这样。马军司和步军司容易办些，管军器和练兵取可，殿前司却是有些麻烦。”
王凯道：“不如把四京驻军隶殿前司之下？一如现在的在京禁军一般。”
赵祯摇了摇头：“那又何必军改？改制之后，各军自成一体，俱属朝廷所管。非战时设行营或都护府，军之上只有枢密院，岂可别设衙门。殿前司所管之事，再细思量。”
五代军政军令一体，周世宗置殿前都指挥使和都检点，一是挑选精兵强将，加强禁军主力的战力，再一个是把兵权置于自己掌控之下。宋朝延续了这一制度，也延续了这一个兵权集中的过程，数十年来殿前司不断从侍卫亲军司收精锐之军的兵权。
随着枢密院军权的增强，禁军被整编成野战集团，三衙的地位必然尴尬。历史上南宋正规军变为驻屯大军为主，三衙便就名存实亡，只是几支大军之一而已。依着徐平对军制的规划，三衙应该成为事务衙门，主管军政。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有具体军政可管，殿前司这个皇帝夺侍卫亲兵司权力的衙门，便就找不到方向了。
议论一会，徐平道：“要不这样，军中将校出自忠佐司，陛下亲掌。而军中新招的兵员，则隶殿前司如何？依如今之制，凡新入军的新兵，当有半年的整训，可隶殿前司之下。”
新的军制要完全去除封建旧习影响，打散家庭、宗族、乡党在军中的集团，破除掉世兵世将的陋习。忠佐司训军官，便就是为了防止以后再出将门的世将，那么破除世兵的现象，也应当有一个衙门，殿前司倒也合适。作为主军政的事务衙门，马军司管骑兵，步军司管步兵，殿前司则管新兵。与忠佐司类司，殿前司同样是皇帝亲卫，符合军权归于皇帝的原则。枢密院党军权，但军中人事之权向皇帝倾斜，也是一种平衡。
几个人议论了一会，觉得徐平所说可行，这样三衙就完成了职能转换。
许迁道：“相公，只是一点不明。如果由殿前司掌入军新兵，难道全国新兵，都要到开封府来吗？以前只从沿边三路和京畿募兵，如此已是不易，现在从全国征兵，又如何能够做得到？总不能让殿前司分设于天下，那又有诸多不便。”
徐平道：“分设天下自然不便，便分于数州，还是无碍的。天下选几大州，让殿前司分设衙门，教练新兵就是。各司教官按年轮换，也便于体察地理民情。”
赵祯想了一会，点头道：“如此做倒也可行。不只是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要掌天下军政，同样要在大州设衙门，不然如何管得过来？”
众人想了想，这确实是个办法，特别是跟路和州的行政设置联系起来，就更清楚。各军就相当于有实权的州，而三衙的派出机构则相于路级监司，实行条块的综合管理。
王凯道：“如此，军法司也同样可以外设衙门，一如三衙一般。”
赵祯连连点头，军法司比三衙更加重要。对于朝廷来说，不管是掌控地方，还是掌控军队，监察还要重于行政。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需要在行政上放权。而一旦放权，就容易坐大失控，这个时候监察就至关重要。强大的监察系统，是行政放权的保证，没有严厉监察的放权就是自掘坟墓。枢密院通过军中僚佐体系的职能管理，实现对各军的掌控。三衙通过对军政的直接管理，加上军法司的监察，共同组成朝廷对各军的管理。
常有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是针对人事而言的。在制度上，相互制衡，防止弊端才是重要的。人事不可跟制度混为一谈，人事必须服从于制度。制度的制衡监察不是为了分权，也不是为了削弱主政者的权力，而是为了防弊。制度完备，才有用人不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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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军权的收与管
此次北巡，对禁军改制是主要目的，威逼契丹是附带的。改制之后，三衙的地位和职能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制度上便再没有疑难。
喝了两巡酒，明镐道：“如此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又有叠床架屋之弊——”
看明镐说着连连摇头，徐平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看利弊之间取舍。欲要两全其美，尽取其利而去其弊的，只是说着好听。到头来，多是把弊端集于一身。制度叠床架屋，纵横牵制，官就不容易做。话说回来，官要是那么容易做，用谁都一样的话，那朝廷又何必选贤任能，随便找个人就好了。所以说呀，听到哪个说为官限制太多，让其做不了事的，只要回他这官不做就好。对吧，世间之大，总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明镐听了不由也笑：“相公说的是。只怕底层小校，地方小吏，会浑身不自在。”
“当然不自在了。以前军中，父子兄弟在一营，要什么军法制度，一家人商量就定了营中事务。现在处处有规矩，动辄有制度，那些老人自然受不了。不要说军中，地方上也是一样。州县小吏，多是世代操其业，同为吏人的，多是亲戚宗族，自然视官法如绳索。”
徐平说到这里，不由摇头，与几人一起喝酒。
不只是这个时代，前世也是一样，越是到了基层，对制度反弹越大。最底层的办事人员，最喜欢批判形式主义，经常骂一句官僚主义害死人。很简单，他处理的事情，与其打交道的各种人员，包括政府内部，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当然还有看不顺眼的死对头。往往到了县城一级，公务人员就亲戚连着亲戚，三叔二舅七大姑八大姨。到下面镇里，那就没法看了，除了外边调入的几个主要官员，下面其他人员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
这是必然的事情，地方就那么大，就那么多能够进入统治体系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代传下去，互相之间必然结亲，就必然形成这种局面。当政区小到了一定的程度，治下人口少到了一定规模，就会形成熟人社会，制度和法律对他们就是额外的约束。对于过小的行政层级，削弱权力，然后让其自治是没办法的事。皇权不下县，治权不进村，都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办法深入到社会末梢。除非把家庭完全打散，全部的人都住公共宿舍，所有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不然底层就是这种局面。军队的基层制度，就是如此的。
徐平前世，经常有人痛心疾首的说中国是熟人社会，不讲法制，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似的。基本稳定的社会，基层都是一样，又不能让社会全部按军队来管。
把所有的人员，特别最底层的治理人员，全部纳入到政权内部，不管是财政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是无法负担的。财政成本还可以想办法，政治成本无法可想。不管是直接任命，还是选举轮换，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轮差，不让底层形成稳定的利益阶层。没有了稳定的利益阶层，基层也就没有了对抗政权治理的本钱。
这就是徐平说的那句话，觉得制度约束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的官员，可以辞官不做。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监察，朝廷权力也就没有了。你不能还想着做官，还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约束，不让朝廷对你的权力进行监察，那是把自己当封建主了。
封建的特点，一是世袭，再一个就是阶级，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很少会出现叛乱。封建时代，比如中国的周朝，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大动荡。实现了大一统，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
从五代开始，延续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这样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也是忽起忽落。
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进入宋朝之后，士大夫分成了两派，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一心想改过来。
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军阀轮着披黄袍，牙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