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山变-第2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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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能够实心办差，我自然也会尽量指点。”奕点头说道，“不过，我想劝你，伺候皇上，全在用心，那些华而不实、专用来媚宠的东西，还是少进献给皇上。”
肃顺脸一红，“是，王爷教训的是，奴才都记下了。”
“嗯，你去吧。”奕一摆手，“我还要进去给皇上请安，就不和你多说了，有什么事，只管来找我。”
“是。奴才谢王爷。”和奕说了几句话，憋了一肚皮火气，肃顺回到朝房，对同僚口中的庆贺之言理也不理，旁的人只当他在皇帝面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遭致雷霆，殊不知另有原因。
退值回到府中，吩咐堂下：“一律挡驾。”然后让人把翰仙先生和皞臣先生请到二堂来。
翰仙先生叫黄锡，又叫黄焘，字翰仙，湖南长沙人，举人出身，龙汝霖之后入肃顺幕府，同至的还有他当年入学时的同窗严咸。
严咸和黄锡这一次到京中游学，机缘巧合之下入肃顺幕府，甚为肃顺倚重。他们都算少年‘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
严咸老父是河南布政使严正基，听闻此事之后，在任上来信，要严咸回老家闭门读书，少和那些目无尊长之辈勾结，多多用心读书，来年下场也好图谋 一个正途出身，将来为国所用。
严咸不敢反抗，很觉得遗憾的向居停大人请辞， 肃顺也不好勉强，奉上膏火之资三千两，以壮行色。
把黄锡和龙汝霖请到堂上，肃顺换了一身便装，穿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裤，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看上去像个公子哥。
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胡乱翻看着：“给大人请安。”
“来，坐，坐。”肃顺于府中的这两个清客分外有情义，即使是公务繁忙之余，也不会忘记每日请教，言语之间也非常的客气：“翰仙先生，皞臣先生，北地天气炎热，两位先生都是南方人，休息得可好？”
“多承大人垂问，我和皞臣先生休息得都好，也能够适应这京中的天气。”
肃顺把书放在一边，龙汝霖眼尖，看见是一本《乾隆实录》，心中一动：大人看这样的书做什么？
只听肃顺说，“今儿个皇上把我叫进去，和我说，军机处拟旨，免去了恭王管理户部的差事，改为由我来担任其职了。”
“恭喜大人入值户部，身份贵重自不待言，想来大人在皇上眼中，更加是骎骎大用之才，日后入阁拜相，想来也为时不远矣。”
“皇上垂意，我做奴才的，只有用心办差，答报天恩。不过，户部之事，我丝毫不懂，”肃顺露出一丝疑惑的神色，对两个人说，“今天皇上对我说，让我回府之后，多看些书，特别是一些前任奏陈，更应该多翻找出来，阅看一番，尤其是，皇帝提到，乾隆年间，甘肃布政使董浩所上的奏章，要认真的看一看。”
说到这里，肃顺看对面的两个人静静的听着，又继续说道：“皇上还说，多看看这样的东西，于户部公务，也当能够默识在心，今后也免得你处置起公事，总觉得有未解之处。我回府的路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才请两位先生到堂上来，为我筹谋一二。”
董浩的名字对肃顺很觉得陌生，对黄、龙二位却不然，董浩最有名，同时最为后人称道的一件事，是在乾隆六十一年——。
乾隆御宇一甲子之后，禅位于十五子顒琰，外间称嘉庆元年，宫内却仍用乾隆纪年，当时的武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文渊阁大学士孙士毅相继出缺，太上皇便有意召顒琰的老师，署理两广总督的朱珪进京，用以辅弼嗣皇帝。
朱珪久历封疆，一旦进京，自然是入阁拜相，顒琰心中很是高兴，这在他来说，实在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的大好事，一来师弟长相盘桓，二来自己在朝中也有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可以对抗弄权的和笔北阈戳艘皇资胛鲜η旌匾环�
哪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和墓刈⒅拢姑挥凶龊茫匣示鸵丫懒耍匀皇呛瞳｜告的密，证据就是那首尚未脱稿的诗文。
太上皇对权柄的掌握非常看重，他自幼熟读《二十四史》，鉴于唐明，宋高的故事，深知做一个太阿倒持的太上皇，不过是名字上好听，内心诚然痛苦无比，这一次嗣皇帝所为，在他看来，就是要夺权的开始，简直大逆不道。
于是他看着同班觐见的军机大臣，问已经升为东阁大学士的董浩：“你入军机以来，分管刑部，这件事在《大清律》上怎么说？”
董浩认为太上皇居然用刑律来衡量嗣皇帝的作为，本身就是非理之行，考虑了片刻，终于决定犯颜直谏：“圣主勿过言。”
同班觐见的人听他居然说太上皇语出过失，都为他捏一把冷汗，倒是乾隆，真不愧为英主，他也为董浩的一句话认识到自己的话有点过分了，点点头说，“你是大臣好好替朕辅佐嗣皇帝。”
这件事过去之后，顒琰于董浩信任有加，到了乾隆薨逝，第一时间召集军机处重臣，凌厉已极的处置了和�
这段朝章故事，龙汝霖和黄锡自然深知，此时倒不必忙着解说，皇上说，董浩任职甘肃布政使的时候，曾经上过一道奏折，既然是皇帝亲自提及，自然是先找出当年他所上的折子，推祥一二，看看皇上所指者为何，才好再说其他。
黄龙二位虽然是博学强记，不过能够记得的董浩的事迹更多的是在乾隆朝后期，前期的经历就不是那么分明了，当下命人在府中的书房里翻找出《乾隆朝军机大臣年表》，表后附有履历，一查即明：董浩确实做过甘肃布政使，时间是在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三年之间。
到了四十三年，大考一等，改调内用，任职户部侍郎，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就以户左之资入军机行走——之后就再也没有放过外官，一直到嘉庆十二年病势于京中，赐谥‘恭’。
不过经历虽明，皇上口中提及的奏折，却不见其文，只好暂时在《乾隆实录》中搜寻一番，找了一会儿，终于给他找到了，只有草草的几句话：“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庚寅壬辰，上谕：赐甘肃布政使董浩珍玩两件，御制捷衫一柄，纱匹笔墨等物，以奖励其人任上多有建言。钦此。”
黄锡苦笑着合上《实录》，放在一旁，肃顺赶忙问道：“有什么收获吗？”
“《实录》上语焉不详，学生也难以料理。”
“那怎么办呢？”
“请大人改日到皇史宬，将奏折的抄本取来，再看究竟了。”
第156节厘金之设（2）
第156节厘金之设（2）
历朝奏本，皇帝实录、圣训、诏旨都存放在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如需调用，查阅的，需要事先请旨，到军机处领来牌票，然后才能到皇史宬中的配殿，找寻相应的资料。
肃顺带着户部随员，园子到了紫禁城的南角，进到皇史宬，找来值日的司官，出示牌票，司官姓周，知道肃顺是皇上面前最得宠信的大臣，又有公事在手，执礼甚恭，“大人，不知道要找那一年的卷宗？小的给您去找？”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来自甘肃布政使董浩董大人的奏折。你去给我找找看？”
“是，是，是。请大人到签押房中稍候片刻，小的马上就去找。来人，还不给大人奉茶？”
肃顺在签押房中喝茶坐等，周主事带人进到偏殿之中，这里到处都是整面墙高的硕大书柜，每一扇书柜上，都写明了分类、年份、日期。
翻找了片刻，终于找到了所要的奏折——当然是抄本——《为省内税课不足，奏请开办捐纳，奏请皇帝事折》。取出来交给肃顺，他先展开来看了几眼，页面已经发黄，字迹却清晰如昨，“……查甘肃税课，除牙贴等项外，有商畜二税，内有过税、坐税之分，过税乃系贩往外地货物应纳过路之税，坐税系置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亦即为落地税。……”
太多的内容来不及细看，肃顺把奏本交给随从，站了起来，看着周主事为了翻找奏本弄得满头满脸的灰土，倒像个煤店的活计的可笑样子，心中一动：“周大人，此番多多费心了。”他很客气的说：“老兄在这里几年了？”
“五年半。”
“那，历俸也该满了吧？”
“是。”周主事答说：“一时没有缺可以升转。”
“外官呢？”
“这，……”周主事似乎有点不知所答之势，但突然很快的说，“这还要请大人栽培。”
“好说，好说。”肃顺展颜一笑，“老兄缺份苦楚，皇上早有所知，等过上一段吧，功德圆满了 ，我替老哥想想法子。”
周主事自然是喜笑颜开，口中答谢不绝。
肃顺在皇史宬盘桓了一会儿，起身回府，把奏本交给龙汝霖和黄锡观看，这份折子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将甘肃省内每年税课不足的情况向皇帝做常规的奏报，请求皇帝下旨意，加征商税，以充军用；一方面是奏请开捐纳，所充款项，用于甘陕回乱战事。
乾隆四十年以后，皇帝的性情变得骄奢yin逸，百姓长居水火之中，各地民变不止，以福康安为首的一干大臣像是救火队员，忙得不可开交，偏偏数次南巡，银子花得如泥沙一般，府库根本支撑不起浩大的战事，因为这样的缘故，董浩上了折子，请旨朝廷开捐纳之门，以填充国家之需。
折子中的内容从顺治六年，户部为弥补岁费计，遂奏请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援纳开始，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罗列大观。董浩在折子中说：‘捐纳、捐输之法，本为以官爵封典为赏，以向小民、官吏吸收钱粟，以供岁用，此本汉代纳粟拜爵之遗制，非我朝独有。’
‘圣朝开国之初，为网罗民心计概废明季之三饷，并蠲免各地钱粮甚多，然其时正当草创，百事待兴，焉可令国家岁入常有入不敷出之窘？是故，世祖章皇帝……给内外僧道度牒，并准徒杖等罪折赎。怠之康熙十二年后，三藩之乱兴，为用兵筹饷，乃又开捐纳实官之例，至今已有百年矣。’
在此次就捐纳之事奏请皇帝，并请旨在甘省试行的折子中，董浩说，“臣午夜思维，唯有各省报捐监生一项，若稍稍通融办理，尚可计日得有一百数十万两，以济目前需要，臣差常例，外省报捐监生，系有藩司上兑，先给印收，会咨户部、国子监填照，发至本省换给，辗转之下，每至经年。是以各省捐生，每有托亲友在京报捐者，皆为得照迅速。”
董浩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请饬户部、国子监，先以‘空白部照交发各省藩司，俾捐生可以随捐随领部照，’这样一来的话，则各省皆可以‘酌为就近办理，以为集腋成裘之计’。
以国家用度之紧张，战事之频密，董浩这样的一片折子本来可以大获帝心，从而推行各省就近办理捐纳之事的，事情坏在他在折子中提请的增加商税一节。
有清一朝，商税极低这就导致朝廷的财政税收有一个极大的缺失：没有扩张性。不能骤然用之增加临时收入，因而补救的办法只有两条：平时多多储存岁余，或者临时增加推广捐纳。
苟使一旦所遇的财政困难超出上述两种方法所能补救的范围外，却又没有人能够想得到解决途径
在董浩的折子中，他提出一个见解，认为历朝历代，于商人的税率太低，而且‘征商一词，含义甚狭’，仅指关市之征而言，他种如盐、铁、茶课还不列于征商制下，所以就出现了河工、盐商‘富可敌国’，而朝廷‘用度吃紧’的怪异景象。
董浩认为，‘中华征商制度，起源甚早，周礼有厘布、紟布之征，汉唐以后，也各有征商之法，虽有简繁之别，但无一朝不征收之，我朝入住中原，大行善政，除圣祖仁皇帝行永不加赋上谕以来，对于一切课税，皆务从轻。可谓于民恩泽厚矣。’
‘我皇上御宇四十年来，皇舆境内，征收商人贸易之税不足30万两，与宋代天禧末年，征商岁入800万贯相较，可说是极少。况此数为法定税额，能否收致辞数，仍在未定之天。’
有鉴于此，董浩认为，应该征收商税，以裕国课。而且，现今所行，‘仅关有征而市无征，致令富商大贾盈利巨万，却不纳赋税，与农人输什一之税比较起来，负担实在过于不均。’因此他提请朝廷，按照‘资本大小，及岁入渔利多寡而课之。’即凡‘有资本银在千两以上者，计其渔利，岁可得银百两，……按什一之制，每年征银课十两，资本多者以此递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