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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1章

中国皇帝全传-第2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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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毅军进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附近的长辛店,蠢蠢欲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西太后等人的进逼,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急,于是便同维新派一起,也加紧制定对策。八月三十日,光绪帝给康有为一个密诏,让他和谭嗣同等迅速筹划,设法相救。可是光绪帝和维新人物既没有实权,也无军队,因此显得十分软弱,当即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九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帝先后两次召见当时以维新派面目出现,手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爵,竭力拉拢,幻想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来保护自已,保护维新事业。可是,狡诈的袁世凯并未明确表示要真心诚意地为光绪帝效劳。至此,光绪帝也认识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将来的维新事业留下组织力量,光绪帝于九月二日密谕康有为说:“你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养,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也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做积极的努力。九月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九月五日,光绪帝又接见了来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当天,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圣躬。可以看出,光绪帝以及维新派在紧急关头,病重乱投医,未能拿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急办法。相反,西太后及其亲信却做了大量的准备,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在这新旧较量的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雪上加霜,又给光绪帝等人捅上了一刀。九月五日,袁世凯被召见以后,立即乘火车赶回天津,把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谋划全盘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车赶到北京,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听到荣禄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她痛恨维新派,更痛恨光绪帝,恨不能立即处置他们。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在重兵控制北京后带人直奔光绪帝的寝宫,光绪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来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绪帝。命人搜查光绪帝的寝宫,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你20余年。你竟听小人之言要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面色发白,慌忙回答:“我无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绪帝一口,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有你吗?”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重新让西太后训政。随后颁布谕旨,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政变以前逃出,幸免于难。九月十三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绪帝及其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光绪帝的变法图强方案也就被无情地摧毁。随之,光绪帝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

四、被囚瀛台抱憾而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帝生活境遇更加恶化了。为了彻底消除光绪帝的政治影响,西太后曾连续3次对光绪帝组织围攻和斥责。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当天,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令光绪帝跪在案前,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她质问光绪帝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历选,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面对西太后的斥责,光绪帝虽然不敢顶撞,但也不想忍气吞声,他为自己分辩说:“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为了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信康有为之法。”第二天,光绪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围攻,西太后还逼迫光绪帝颁布捉拿康有为的谕旨。第三天,西太后组织顽臣,将光绪帝寝宫、书房等处搜去的奏疏文稿拿出来,逐条批驳,要光绪认罪。此后,又把光绪帝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囚禁起来。

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便出入。西太后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选派20多名太监轮番看管。太监每天送“御膳”之时,就架起跳板,走进瀛台,“进膳”之后,便撤掉跳板。光绪帝只能望水哀叹,不能离开瀛台一步,为此他曾写下“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生活在瀛台的光绪帝,接触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太监,所到之处,无非是瀛台上的几座殿阁,没有什么乐趣。他在看《三国演义》时,往往哀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光绪帝无法排解自己心中的闷气和怨恨,有时往往把太监作为自己发泄的对象,经常对他们发脾气,罚令长跪,还天天书写袁世凯的名字,以表达自己的怨恨之情。贵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成为一名不见天日的囚徒。

其实,按照西太后的意愿,何尝不想彻底废掉光绪帝呢?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不敢贸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绪帝押入孤岛。可是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一事,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也引起各国列强的注意。列强各国感到,西太后的复旧很有可能使中国回到排外的时代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支持开明的光绪帝,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的处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英、日驻华公使极力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并再三要求觐见光绪帝。英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西太后,赞扬光绪帝。这一切,都给西太后很大压力,使她不敢断然对光绪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担心光绪帝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忍气吞声地寻找机会实现她的废帝阴谋。

正当西太后为废掉光绪帝而忙碌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出兵武力干涉,爆发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对待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尤其是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和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光绪帝对此忧心忡忡,虽身陷囹圄,但却及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光绪帝也奉西太后之命到场。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极力主张议和,而载漪等人却从自己的私欲出发,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竭力煽动对外宣战,两者相持不下。光绪帝则说:“现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创钜痛深,可引以为鉴。况且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联合而谋我,怎样才能抵御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后,光绪帝断然说:“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一开始,西太后便怒气冲冲,她对列强各国庇护康有为等人,干涉自己的废立活动十分不满,积怨甚深,所以一向对外妥协的西太后,现在却决心对外开战了。她说:“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得已而宣战;然而成败未可知,如果宣战之后,江山社稷仍无法保全,诸公当谅解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人。”西太后话音刚落,载漪等人立即应声附合,大谈宣战。光绪帝心中十分焦急。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想到这里,光绪帝再次表示异议,他说:“战不是不可言,但中国积弱,兵不足恃,用乱民孤注一掷,会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耐心地分析说:“民众均未经训练,一旦上阵,在枪林弹雨之中,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怎么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为儿戏!”西太后听了光绪帝的话,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没有正面反驳,质问光绪帝说:“依你之见怎么办呢?”光绪帝回答说:“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决没有一国能敌七八个国家的道理。现在,只有停战议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迁都。”由于两者争议不休,所以这次会议仍未能就和战问题作出决定。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三次御前会议,西太后及载漪等人控制了局面,大喊大叫,不可一世,决意向列强宣战。光绪帝看到无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许景澄的手,沉痛地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们知道,光绪帝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一意主战,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那么他在义和团时期为何力主求和呢?这主要是从中外力量的悬殊考虑,虽然光绪帝的主和也并非什么高明的见解,但起码在了解外情这一点上比西太后等人高明一筹。

西太后等人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盲目主战,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上谕。然而西太后等人既没有御敌的力量和本领,也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结果清军节节败北,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西太后只得仓皇出逃。当西太后逃出北京之际,光绪帝要求留下来,以便同外使会谈,收拾残局,并乘机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可是未被西太后应允,只得随西太后出逃。在逃亡的过程中,光绪帝所到之处,凄凉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痛恨列强的侵略,更加怀念自己的变法维新事业,也更加怨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他每到一处,往往画一个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粘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然后再取下来剪碎,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来发泄自己胸中的闷气。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经西太后批准,李鸿章、奕劻等人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十一月,光绪帝随西太后回到北京,当他看到被列强破坏后的京都情景时,立即感到一种无法排泄的耻辱,不可遏止的愤怒。

面对国亡无日的残酷现实,光绪帝多么渴望自己能够独掌大权,继续推行新政啊!然而,自幼养成的怯弱秉性使他无法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相反,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得屈从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可是,即便是这样,光绪帝也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光绪帝仍然朝夕研读书籍,尤其留意有关西学的书。而且,光绪帝还坚持每日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虚心向人求教,持之以恒,因此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政治上的挫败,生活中的不幸,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和郁闷之中,整日忧愁解难,焦虑不安,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使他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抱着自己终生的遗憾在瀛台涵元殿病逝,终年38岁。

光绪帝死后,葬于崇陵,谥号“景皇帝”,庙号“德宗”。

第三百六十四章 逊帝爱新觉罗·溥仪

一、冲龄登基唯我独尊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爱新觉罗·溥仪是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坎坷曲折,前半生,三岁登基,以后三度称帝,在位时名义上唯我独尊,事实上无异囚徒;后半生,由皇帝变公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的父亲载沣,8岁时承袭王位,长大后谨遵其父醇贤亲王奕劻的遗训,为人处事酷似其父。他所以能像第一代醇亲王一样成了皇父,却不是因为像老醇亲王那样有一位皇太后的亲妹妹做福晋,而是另有因由。

原来在戊戌政变后,光绪虽被囚瀛台,但只要他活着,对慈禧和顽固派们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根除后患,结果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于是,慈禧决意利用“义和团”发泄胸中的闷气,同时要使列强明白左右中国局势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列强为了自身利益所极力维护的光绪。结果弄巧成拙,胸中闷气未出自不必说,还险些被列强当做“祸首”加以惩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开要光绪五弟载沣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再有列强对光绪的态度也还没有改变。积数十年统治经验的慈禧,深知“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内外诸事若违背了洋人的意愿,后果不可逆料。因此,为缓解各方矛盾,确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觉得有必要觅一良策。这个“良策”很快让她找到了:即为醇亲王指婚,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与载沣,以笼络控制光绪及载沣。不过,这时她恐怕还没有在醇王府里再造出一条“潜龙”的想法。促成醇王府飞出第二条“潜龙”的,应该说主要是庆亲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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