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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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开宝皇后即太祖之妻宋氏病死，太宗不成服（穿孝），连群臣亦不命临丧。当年太宗立元侃为太子。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士民争相观看，齐声欢呼“少年天子”。太宗听说，心里很不高兴，召寇准入见，对他说：“人心都归太子，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寇准拜贺道：“陛下选定可以托付神器者，今太子果然得到民心拥戴，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太子入宫，后嫔六宫都来庆贺，太宗颇觉兴奋，破例召寇准一起饮酒，直喝得大醉方罢。
至此，自太宗继位以来的皇位继承问题才算最终得到解决。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自真宗至南宋高宗，6代8个皇帝都是太宗一系子孙。直到高宗赵构，因无子，过继太祖七世孙，即秦王赵德芳的六世孙立为太子，是为孝宗，以后的八个皇帝又转入太祖一系。北宋南宋各9个皇帝，匡胤、光义兄弟并称“祖宗”，他们的后代各有8个做了皇帝。兄弟二人轮流当皇帝，其后代也轮流往复，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并且北宋亡在太宗一系手里，南宋亡在太祖一系手里，真可谓平分秋色了。
太宗于至道三年三月去世，终年59岁。
第二百七十二章 真宗赵恒
一、少有大志三十而立
宋真宗，原名德昌，后改名元休、元侃，至道元年（公元995年），立为皇太子，改名恒。是太宗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生，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卒。终年55岁。
真宗赵恒聪睿灵敏，从小就得太祖、太宗的喜爱。7岁时，就傅受经，初览即能成诵。又好与诸兄弟玩战阵游戏，常自称元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且言谈不俗。据说有一次随太祖入万岁殿，他顽皮地坐在太祖的御座上玩耍，太祖爱抚地问他：“这是皇帝的宝座，孩儿愿做皇帝吗？”年幼的赵恒竟回答道：“天命有归，孩儿亦不敢辞。”使太祖大为惊奇。稍长，太宗让他练习草书，他却说：“草书之迹，诚然妙秘。但孩儿听说王者事业，功侔日月。临政处事，应毫无隐讳。一照之心，一览无余。若学草书，恐临事有误，谨愿罢习。”此番话亦使太宗叹异。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赵恒16岁时，与兄德崇（后改名元佐）、德明（后改名元僖）一起受封，授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改名元休。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赐名元侃。端拱元年（公元988年）正月，进为荆南、湖南节度使，改封襄王。淳化六年（公元995年）八月，复立之为皇太子，兼判开封府，赐名恒。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二月，太宗患病，朝廷中开始了谋立新皇帝的明争暗斗。赵恒立为太子后，因事得罪了身为宣政使的宦官王继恩，为其忌恨。自太宗病重，王继恩便暗中串联了参知政事李昌龄、知诰胡旦等，并与太宗李皇后通谋，图立元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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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九日，宰相吕端入宫问疾，见太宗病危旦夕，又见左右奉侍太宗的只有李皇后、王继恩等人，独不见赵恒，怀疑有变，随忙退至中书，密写“大渐”二字，派腹心吏人急趋东宫，促赵恒入禁中。这时，太宗驾崩，在吕端等辅佐下，赵恒即帝位于太宗灵前，时年30岁。是为真宗。
二、内修文治外睦友邻
真宗即位后，下诏制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然而缵图伊始，惧德弗明，所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惠复疲赢。庶几延宗杜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表示了他锐意兴革、立志图强的决心。
为了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真宗首先下令提高京官的政治待遇，规定朝官与未朝官同样叙迁磨勘，同样穿绯、紫色官服。礼遇先朝诸大臣，加宰相吕端右仆射，召拜他的两位老师李至、李沆为参政知事，拜宿将曹彬为枢密使兼侍中，又以富有才略谋议的户部侍郎向敏中、给事中夏侯峤为枢密副使，共典军政。尊太后李皇后为皇太后，仍居西宫嘉庆殿，后徙之万安宫。同时追尊生母李氏为贤妃，进尊号为皇太后，追谥元德，后附葬太宗永熙陵。将参与谋废立的参知政事李昌龄、知诰胡旦以及宦官王继恩等人相继贬黜，流放远郡。然后诏御史台谕告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公元998年正月，改元咸平。
咸平元年十月，真宗进行了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罢吕端、李至相职，擢户部尚书张齐贤与李沆并为相，罢参知政事温仲舒为礼部尚书，擢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参知政事。擢翰林学士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共参国政。接着便着手整顿吏政，解决机构臃肿、贪污腐败、官吏冗滥、选举作弊等突出问题。
真宗采纳宰相张齐贤的建议，始定外任官职田制度，规定职田数量以差遣为别，作为各级官员的俸给补贴，提倡廉政。然后裁撤合并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罢置盐铁、度支、户部副使，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并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勾院为一，以提高三司的办事效率。又严格官吏的举荐、任用、迁转、考核制度。咸平二年，真宗诏令各部、台、院举荐升朝官任知州，被举荐者三任而有政绩，才能作为善举而议奖赏。否则被举者若犯贪赃罪等，举荐者亦连坐。真宗还命宰臣誊录内外官员历任功过，编册进呈，以备委任官员时参考。咸平四年四月，真宗在崇政殿亲自考核京官，开创了宋代京朝官磨勘引对的先例。
为了广泛选择优秀人才和网罗人士，真宗把改革科举制和发展学校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在《劝学文》中，曾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此极端的利禄观作为劝学手段，使众多的读书人趋于科场。学校教育自宋初以来，官学甚少，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对此类书院，真宗也给予了扶持。
真宗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富强之道。在他即位的当年五月，下诏说：“国家大事，足食为先。”以国家未有9年之蓄为忧，令两府大臣讲求丰盈之术。他还对侍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诏三司每逢岁稔之年，要增广市籴以实仓廪。重申转运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官员分赴江南、两浙等地，发官廪赈恤受灾饥民，蠲除田赋。诏令有司减罢各种无名力役，暂缓土木营建，以休养民力。又令陕西沿边地区广兴屯田，把士卒戍边和耕种结合起来，还诏令全国，凡民户有能力开荒，所开荒田不必加租税，准许无田税农户请佃荒田垦种，5年后从轻定纳赋税。为了使民户有能力进行生产，又推广衣部判官马元方创制的“预买绢”法。即在每年春季民力乏绝之时，官府借贷户缗给农户安排生产、生活，俟秋收后以绢输官偿债。
真宗本人也以勤政为要。他制定的工作日程表是：每天清早在前殿接见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各部门的请对官员。听闻奏事，能决定的立即答复。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直至中午。下午看书学习，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则多召儒臣进讲，询访为政得失、探讨经史等。他还以刑狱直接关系到国治民安，首先恢复了废置已久的各路提点刑狱官。后又以京师狱讼繁杂，专门设立了“纠察在京刑狱司”的机构。为防止刑狱伪滥，诏命诸州长官亲决狱讼，疏理冤滞。各地县尉司不得私置狱。又命给事中柴成务等人，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板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同时，真宗也下诏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真宗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自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真宗，乞加重罪，又欲在他家中设刑问罪。真宗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由于真宗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能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全国人口由他即位初年的400多万户增加到近800万户，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真宗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同邻邦的关系。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的契丹政权和西邻的党项政权。
自太祖以来，契丹政权始终是宋朝北部的主要威胁。太宗曾大举用兵，期望收复宋朝北部的国防重地、在五代石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幽、蓟诸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宋朝对契丹便主要采取守势，用以险设防的策略，开辟边地河道、水塘，种植水田，作消极防御。
就在此时，契丹方面却先发制人，于公元1004年进犯宋土。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廷内部惊慌失措，大臣王钦若等请真宗逃往金陵（今南京）避难。在这紧要关头，宰相寇准主张积极抗战，力请真宗北上前线，领兵亲征。真宗虽惧怕赴河北，但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只好硬着头皮勉从寇准之议。这年十二月，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真宗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降将王继忠（咸平六年望都之战被擒降敌）的建议，派人传信给真宗，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真宗的心意，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真宗，得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真宗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真宗不加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决阻拦下，才没给那么多，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30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
党项（后来的西夏）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真宗对党项首领李德明厚加赏赐。为确保宋朝西部边安全和防止德明反复，真宗向党项提出归还灵州、派子弟入宋为人质等7项条件，不料遭德明坚决拒绝。真宗只好再作让步，放弃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十月，授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德明都遣使宋朝，贡献不绝。真宗对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与赏赐。
真宗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
三、抑直任佞迷信昏聩
澶渊之盟后，真宗所担忧的外部威胁暂时缓解，但朝廷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
战后不久，真宗把主和派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学士的宠遇。王钦若伺机进谗真宗，说前日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古来为耻。寇准主张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而“孤注一掷”也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云云。这些话，给真宗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竟使他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寝食不安。
真宗本不喜欢寇准的耿直，起用寇准，主要是让他帮自己渡过难关。听了王钦若的话后，真宗便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其相，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擢参知政事王旦为相，王钦若知枢密院事。并加王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之号，位诸臣之首。
景德五年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入宫早朝，当诸臣奏事完毕，皇城司来人报说，在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两丈多，黄帛上面隐约有字。真宗于是对众臣说：“去年十一月，我曾梦见神人，说今年正月当降《大中祥符》三篇，想必正是天书下降了。”宰相王旦等即跪拜称贺，说是“天书”降临，应去奉迎。真宗君臣一行便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取回“天书”，由知枢密院陈尧叟启读。大意是说，真宗能以至孝至德诏承先业，治理天下，今后更应清静简俭，善始善终，永保宋祚。读毕，真宗再拜，接过“天书”，藏于金匮。然后大宴文武群臣，京朝官并加恩升爵，令改元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