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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5章

将血-第1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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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此一来,羽林左右卫彻底沦为了晋国公赵石的家兵,李金花晋羽林中郎将,兼领羽林右卫指挥使之职。

种七娘升任羽林左卫指挥使,羽林左右卫合于一处,兵员消减到四千人,至此,羽林左右卫差不多已经彻底成了晋国公的亲军,很快,晋国公府的家将们,便差不多都有了羽林军军职,顺便也将长安城西承恩湖畔左近以及西山都划归了自家地盘。

在这件事上,有些人颇有微词,但晋国公赵石做出的让步已然非常之大,若还一无所得,无论朝廷还是晋国公脸上都不会好看。

许多人还很羡慕,京中再出什么风波,晋国公赵石只要出城,往羽林左右卫这里一躲,谁也奈何不得他,这样的自保手段,却也有晋国公使的出来,旁人无法仿效。

其实最惨不是羽林左右卫,而是雄武军。

这支成军多年,曾经是京军中最善战的一部,如今面临的处境,只能用凄惨来形容了。

雄武军被取消了番号,转为长安令尹衙门辖制。

也就是说,雄武军军卒都变成了长安令尹衙门辖下的衙役,这个决定,非是偶然,长安城越来越繁华,权贵也越来越多,军中有功将领在长安置业者,比比皆是,这些人真的不好招惹。。。。

再者,每年回京述职的地方官员,到长安赶考或者寻找机会的士子,来往的商旅,等等等等,长安令尹衙门这里已是越来越不堪重负了。

而先向雄武军开刀,也是必然的结果,谁让刘忠国无依无靠,却紧抓着雄武军兵权不放呢?

尤其是,雄武军和秦州李氏藕断丝连,在长安之变中表现非常不堪,非是大将军赵石之爪牙,却让人孤身入营解了兵权,留之又有何用?

其实,根子还在雄武军指挥使刘忠国自己身上,这人不偏不倚,秉持的还是当年老指挥使李敢当的策略,却又没有李敢当那样的威望,身处京师重地,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却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一次几乎是强行取消了雄武军的番号,而反对的声音,却小的可怜。

如果是在景帝年间,雄武军无疑是制衡京军各部的重要一环,但在成武皇帝年间,皇帝陛下却觉着完全没有必要,大将军们陆续回朝,他们府中的那些家将们,皆乃百战余生之辈,长安城已是隐患重重,时不时就闹出人命案子。

到不如将雄武军打散了,来梳理成安治安诸事。

至于京军如何如何,就现在京军这个样子,让他们看看门儿还成,真要事情来了,让他们守城都是难为了他们。

皇帝陛下想的很开,而且,为了将来能顺利的整编地方军伍,也就开始先拿皇家亲军来做法了。

所以,京军的整编进行的真可谓是大刀阔斧,干净利落之极。

随之,长安令尹衙门变成了长安府衙,由中书直辖,参知政事周枋掌长安府衙诸事,雄武军指挥使刘忠国,任长安府别驾,武职转文职,就这么简单,也最大程度的巩固了长安府衙在长安城中的地位。

也就是说,长安权贵,只要在长安府犯下过错,便由长安府衙来问罪,不用经大理寺堪问,直接便可定罪,交有中书议决。

再由雄武军做补充,长安府衙已经具有了一个权力机构该有的。

接下来,便是扩充左右屯卫,驻守长安四门,皇城值守等事,续建左右宫门御卫,轮守皇宫。

又以内衙一部,组建左右殿卫,皇室人等出游,皆有左右殿卫随行,其实这就相当于皇家保镖了,也可以说是皇家死士。

这一次整编,几乎将京军上下将领都换了一遍,留下的空位极多,相当于京中权贵们的一次盛宴

但一些重要的职位,还是留了下来,聪明的人顿时就能明白,这是在为前方将领们留下的退身之地。

也是皇帝陛下为将来在做着打算,有功将士回朝,无论功过赏罚,这些职位,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到时候酌情而用,这些外间将领怕是比京中权贵子弟们,要来的牢靠。

而这样的整编,变动如此之大,也绝对不可能一挥而就,所以,大秦成武七年正月,最忙的不是中书,也非是礼部户部,甚或是御史们,而是枢密院和兵部,这两处地方,几乎所有的官吏,都为京军整编忙的焦头烂额。

也都在按照既定的计划,在将整编之事进行。

第十三卷龙盘虎踞春秋事第一千四百三十二章兴革

军旅的整编,尤其是编制职责等的改变,与其他朝廷大事不太一样。

只要狠下心来,从上而下的发动,会非常之快,而且,京军驻守京师,就在皇帝陛下以及朝廷重臣的眼皮子底下,又无军中重将掣肘,所以京军的变动虽多,但在二月底的时候,便差不多完成了。

留下来的首尾,则是左右屯卫积弱日久,想要扩充,需要一段时日,左右宫门御卫,乃当初景兴皇帝所设,练兵于皇宫内苑,王虎身死后,左右宫门御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如今重新捡起来,其实和重建差不多,皇宫值守又乃重任,所以,收拢了一些身家清白的雄武军兵卒,再加上羽林左右卫消减下来的人手,先将架子搭了起来,但真要成军,也需一段日子才成。

至于长安府衙诸事,那就是中书的事情了,枢密院和兵部只负责雄武军遣散事宜,其他一概不管。

最好办的其实还是羽林左右卫,只需要在承恩湖畔建上一座军营,其他的事情,就全归两位指挥使大人折腾了。

实际上,京军整编到了这个时候,最忙的人就是枢密院和兵部的书记官们,他们必须来往于兵部,枢密院和吏部之间,将京军各部从将领,到兵卒的名单重新录写下来。

这个工程真的不小,而且后续之事,还不定拖到什么时候呢,弄的一个个书记官脸都绿了,很多日子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笔墨的臭味儿。

当京军整编之事大体已定。枢密院。兵部的大人们在稍微喘了一口气之后,便纷纷将目光对准了越来越庞大的殿前司禁军。

这个事情已然蓄势待发已久,但该如何下手,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议,不过,对于殿前司禁军的整编之议,却是大势所趋。没有什么能阻挡的了了。

景兴年间,撤销了地方团练,其实是让大秦军旅变成了两部,一部为地方军旅,乃是殿前司禁军辖下,一部为边军,也就是镇军。

河中,河东,河洛,西北。蜀中夔州等地,驻守于这些地方的军旅。皆在镇军之列。

镇军有充足的粮草,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战马也会优先配备给镇军所部,可以说,景兴年间的变革,对于大秦军旅而言,是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

一来,团练并入殿前司禁军,让大秦的军制变得统一了起来,二来,消减了军中冗员,为大秦国库减轻的负担。

三来,地方军旅的装备以及训练,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换句话说,作为镇军的后备军旅,殿前司禁军不但人数上有了增涨,而且他们的战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是大秦军伍正规化的重要一步,无人能够抹杀景兴军旅改革的功绩。

而且,事实也证明,改编后的殿前司禁军完全可以胜任一些攻城拔寨的激烈战事。

但随着大秦的扩张步伐逐渐加速,所有人都发现,殿前司禁军渐渐成为了一个庞然大物,开始决定一些战事的胜负,镇军在他们面前,最多只能算是一把锐利一些的刀子罢了。

而殿前司禁军的庞大数量,也补足了他们战力不足的问题。

这样一来,殿前司禁军和镇军之间,主客易位将成为难免的事情。

而如此带来的混乱,也开始渐渐显现了出来。

殿前司禁军到了河中,其中一些便成了镇军,再到河东,又被留下一些,等到西北灭夏战事结束,殿前司禁军各部干脆就代替了当年的西北镇军。

而刚刚结束的河南战事当中,殿前司禁军和河洛镇军之间,也越发混乱了起来,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后勤上的纷乱。

其实户部尚书李吉,也非常的冤枉,许多时候,户部押运粮草的官吏,根本分不清哪部是镇军,哪部又是禁军,出了不少的错漏,最后却都成了他离职的罪名。

其实后果可不只这一点,大军指挥系统上的紊乱,才是致命的。

在纷乱的河南战事当中,其实就体现了这一点,守卫地方的殿前司禁军和镇军之间,无法配合默契,于是,坐失战机,见死不救等事,也就纷扰而来了。

其实,对于这些弊端,朝堂上已经议论了不少时日,从西北战事结束,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朝廷的许多重臣都在为此事殚精竭虑,或明或暗的讨论,也非一次两次了。

但此事真的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人敢轻易动手。

要说,按照唐制,应该很合适,但唐末时,府兵军纪之败坏,也都历历在目,将殿前司禁军弄成唐时府兵模样,那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

所以,到了现在,已经出现了整编殿前司禁军的契机,却没有人愿意轻言殿前司禁军诸事,即便是有志于此的枢密副使张承,也有了畏难之意,就遑论他人了。

所以,大秦成武七年二月,殿前司禁军指挥使,大将军种燧终于被召回了京师,殿前司禁军指挥副使杨胜,也在回京的。

就在此时,枢密使李承乾抛出了他的建军规划。

说起来,这个时机并不算太好,朝廷上下,都在为太子出巡忙碌,也在盯着殿前司禁军整编之事,商事之上的议论,也未真个平息

朝廷的大臣们,无论文武,都想趁着没有战事干扰的这一年,做一些事情。

但李承乾已经无法等下去了,再等,殿前司禁军一旦开始整编,他就没多少机会提出自己的建军计划。

大将军赵石要在三月间出京,巡游河洛,这是他建军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一旦离京,他说话的份量和力度,都不会如现在般大。

所以,枢密使李承乾只能硬着头皮,将自己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陛下的龙案之上,为已经有些纷纷扰扰的朝廷,又添上几许乱麻。

可以说,大秦成武七年,是一处分水岭。

之前,大秦兵戈势如破竹,让天下震动,西夏灭亡了,金国也在大秦的进攻中流了一地的血,最终失血过多而死。

草原上很多部族,臣服在了大秦兵锋之下,吐蕃人最终四分五裂,很难看到他们再有合为一处的可能,现在看来,他们最终的归宿,很可能就是大秦的一个属国,甚至有可能被大秦干脆的一口吞下去。

在河南,大秦和后周战做一团,最终好像谁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而在河南战事结束后的大秦成武七年,大秦咄咄逼人的脚步却是戛然而止。

大秦朝堂上先就乱了起来,但和大秦历代争夺皇位时的乱法不一样,这是因为事情太多太杂,而显出来的忙乱。

好像从成武元年一直到现在,因为征战不休,而积攒了数载的事情,在成武七年,一时间都爆发了出来。

让大秦朝堂上的重臣们,皆都应接不暇,再也无法顾及外间之事了。

大将军种燧回京,在国武监偷闲的晋国公赵石,也不得不在这纷纷扰扰中,匆匆的回到枢密院坐镇,并在殿前司禁军整编上献策献力。

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

有些人总愿意将各种改革套上华丽的外衣,并给改革者们树碑立传,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改革者们最值得夸赞的其实只有勇气,他们有勇气打破旧有的桎梏,推行自己的理念,有这样勇气和胆魄的人,是值得称道的。

但话说回来了,自古以来很多事都证明,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人,不论成败,下场都不会好。

商鞅,晁错,王莽等人,与其说是改革者,不如说是殉

而大秦景兴鼎革之初,李圃等人上书便曾说,兴革之举,国之大事,非臣等私意也,在坚定景兴皇帝鼎革之心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等人辩白,留下退身的余地。

事实证明,景兴鼎革非常成功,奠定了大秦强盛的基础,同时也酿成了长安之乱这样的变乱,其实这也正是鼎革之举的利益和风险所在。

所以,不用过于夸大改革者的功绩,每一次改革,都是血淋淋的,也不是每一次改革都会成功,失败的改革,比比皆是,只不过在文人笔下,更在乎那些闹出了天大风波的人物罢了,他们写下这些历史的时候,在乎的只有皇权,而非改革本身。

而成武七年,大秦的军事改革方兴未艾,这一次军事上的革新,很难说谁是主导者,谁又是首倡之人,更像是一次偶然。

所以,这一次军事鼎革,一开头就显得极不寻常。

先是在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里,京军一下变了模样,也象征着军事鼎革的开始。

在将矛头对准殿前司禁军的时候,有大将军赵石,大将军种燧坐镇长安,几乎没有谁能在这两位大将军的注视下,敢于违抗他们的意图,即便是河洛的张大将军,此时也要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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