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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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又是一个令中国人难以接受却又必须接受的“国耻日”。从这一天起，9月18日便成了令张学良、令东北军数十万将士每每谈及便羞愤难当的日子。这一天，也成了令45000万中国人感到耻辱而无法忘怀的一天。
东京，战争离你已不远
9月19日凌晨，“秋老虎”的暑热渐渐散去，喧闹了一天的东京终于静了下来。白天熙来攘往、喧嚣不宁的街道此刻清凉孤寂、
音无人影。昏黄的路灯下，白天游行、集会时丢弃的传单、小旗随处可见。1931年夏秋的日本人，在极端军国主义的疯狂鼓噪下，显得格外地狂热、兴奋、骚动不宁。
东京市郊一座精巧、典雅的日式别墅里，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正在自己舒适的榻榻米上梦进千里。一会儿是满州的万里硝烟、铁甲奔腾，一会儿又是俄国境内的炮火连天、纵横厮杀，一会儿又是内阁首相若规礼次郎苍白的面孔、惊恐不定的眼神。忽然，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美国兵冲了过来，他急转身想走，却被若规一把抓住，急得他上下踢腾，难以脱身……。一阵急促的钟声在耳边响起，缭绕回荡，久久不散。他睁牙了惺松的双眼，迷迷瞪瞪地坐在那里，脑子里纷纷乱乱，刚才的梦还在翻腾着。直到电话铃再一次猝然响起，他才慵慵地抓起电话。
“阁下，满州出大事了。关东军急电已到，请您速到军部。”南次郎一激灵，彻底醒了。
卡车飞驰在静寂的路上，南次郎的大脑也在不停地翻腾着。几个月以来，军部上下像开了锅似地沸腾不已。内阁猛削军人薪水的风波未平，满州问题一波又起。尤其是在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被中国军队虐杀后，这一狂涛更是达到顶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各级官佐围绕满州问题的多次磋商讨论，常及时安排的一些训示、演说更使军部的这种气氛不断高涨，似乎满州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为此，他还遇到了麻烦。
8月4日，在军部召开的师团长会议上南次郎发表训词，公开断言：满蒙方面的形势发展对日本非常不利，使人觉得事态重大，诚属遗憾。其原因在于邻邦（指中国）长期宣传培养、恢复国权之排外思想，以及新兴经济力量向满蒙之发展等事态重大已不是暂时现象，而是长久现象。
消息传到外界，内阁首相若规紧急召见了他，指责他在高级军官会议上妄下结论，言词失当，无视内阁，企图扩大满州问题的严重性，挑起军人排斥内阁，煽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等。但南次郎心里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妥。满州是帝国的国防生命线，是日本屏障苏俄的第一道阵地，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后方物资基地。他十分赞赏老前辈田中义一的一句话：“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可保守的内阁却根本无视这一点，开口闭口都是文人政客的那一套外交辞令。一遇到国际问题，总是带有明显的调和色彩，在满州问题上也总是软弱无力。他们对军部的建议总是竭力压制，可对软弱的外相印原却言听计从，这不能不使南次郎大为失望。他知道眼下还不是与这些文人政客争锋较力的时候，所以对若规的指责，更多地是多方推诿、百般狡辩。因而在得知今夜满州发生事变的消息时，客观地说他是欣喜多于忧虑。
汽车在混凝土路面上微微颠簸着，爬上市谷高地的缓坡。路旁的绿草、杜鹃花在昏暗的车灯下显出一片青灰色。走完坡路，车子在一个“Y”形的岔路口向右一拐，绕过一座怪石堆砌、透着一种冷峻美感的假山，“嘎”地一声停在了一座坚固的楼房前。这里就是后来成为震撼20世纪人类文明的日本军队的心脏，日本战时的神经中枢，座落在市谷高地的日本军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它的前身、也是后来那场疯狂战争中多数日军高级将领接受军国主义启蒙的基地。旧陆军士官学校。
清晨7时，东京日本军部的高级将领齐集参谋本部，匆忙召开了紧急会议。条开大桌的横头，南次郎正襟危坐，一面硕大的太阳旗悬挂在他头后的墙壁上方，哄烤着气氛森严的会场。南次郎右手方依次坐着：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中将、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左手方为参谋本部队长二宫重治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及作战部代理部长令村均大佐、对面为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
会前，只有南次郎、金谷范三等少数阅过关东军发来的急电，而更多的人尚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此时正交首接耳低声询问着。金谷看了南次郎一眼，见对方点点头，便转向参谋次长二宫重治，说道：
“开始吧！”
主持会议的二宫重治次官先就收到的电报作了简短的说明，随即指示今村均大佐首先向来人宣读关东军方面来电。
会场一时气氛凝重、静寂，只有今村均急促、有力的声音掠过众将佐，在屋里回荡着：
“一、18日夜10时30分，奉天北方北大营西侧，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军，与驰援之我守备队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我奉天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中。”
“二、北大营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约有3、4个中队，逐次遁入兵营。我虎石中队11时与北大营兵五六百人交战，现已占得北大营一角。但敌机关枪、步兵炮正在增加。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负重伤。”
“三、板垣参谋正作如下之区处：（1）守备第2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2）步兵第29联队攻击奉天城；（3）守务独立第5大队攻击北大营北侧，受第2大队指挥；（4）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支援。”
电文念完，众人一脸惊愕。会场还是一片沉寂，只有南次郎的目光在众人脸上睃来睃去。
南次郎对此时众官佐的惊愕是完全理解的。
6月底，他也曾向前来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传达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的精神，并强调再隐忍持重一年，一候日本国民及国际社会接受日本主张之时，即全面解决满洲悬案。
但“中村事件”发生后，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各在野党和帮会对内阁，甚至军部起而攻之，新闻舆论也大肆渲染、鼓噪，主张先内后外的内阁尽管一再发表声明，其威望却在民众的心目中一落千丈。
而鼓吹先外后内的右翼势力、在野党政友会及枢密院、贵族院的强硬派充分利用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向民众灌输“满蒙是”10万亡灵、20亿国币’所获得的‘圣地’；维护这一帝国生命线是行使自卫权；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惩罚中国之不当是为了东洋悠久之和平”等观念，从而煽起了国民的民族情绪，鼓起了日本人对外侵略的狂潮。
特别是满洲青年联盟代表团7月18日到达日本本土后四处游说，一面会见政府、贵族院、政党、财界的要人，劝他们为解决满蒙问题而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在各地大肆演说，向日本国民宣传满蒙日本化的必要，若规首相也感到了这股排山倒海般的狂潮难以遏制。因而不得不在党大会的讲话中也唱了几句硬派的调子。连若规首相都不得不适应眼下的形势，对一向主张早日解决满蒙的南次郎来说，自然也认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南次郎还颇有些政治头脑，对内对外，他还是不露声色，坚持过去他所提倡的隐忍持重，他知道舆论时常捉弄人，有时跟得越紧，栽的也许越快。任何人都不能不做些表面文章，军人也是如此。
基于此，他对外的调子自然不像内心那样高昂、偏激，这也使得军官的这些将佐们一时摸不清他们的官长究竟对满洲是个什么态度。
见无人开口，南次郎放下撸着长髯的手，说道：“事出突然，所以请各位来商讨一下对策，主要是对时局的判断和下一步的措施问题。”
说着，他提高嗓音，收起了微微的笑意，“上个月我曾说过，满洲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向事态严重的方向发展。虽然我们强调隐忍持重，可满洲的形势恐怕不许我们再过于持重了。目前，在满洲的关东军只有1万人，将少兵微，装备又差，处在张
学良20万部队的包围中。这必然导致中国方面乘机兴起排斥外国、收回国权的思想。要记住，满洲有我们帝国20亿国币的投资，更有10万帝国精英的亡灵。失去满洲，就等于失去帝国的国防生命线，它必然祸及帝国的千秋大业。帝国不答应，就是弃尸满洲的帝国亡灵也不会答应。所以满洲的严重事态必须加以解决。这次关东军行动有些突然，请诸位就下一步的处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站起来打破僵局的，是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的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这时，他一扫以往给人的那种悠然超脱的印象，神情严峻、目光沉稳，颇有些军人气魄，以山形人特有的卷舌音说道：
“我认为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合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应给关东军充分的支持，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彻底解决满洲问题。”言辞简洁，态度鲜明。
会前，小矶即与顶头上司金谷总长讨论过电报内容，已完全窥透了军部首脑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因而在拿出自己的观点时更显得毫不踌躇、锋芒毕露。
参加会议的这些军部将佐，其实内心早已接受了满洲将以武力解决这一观念。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天到来的早晚而已。
须知，直接或间接控制舆论，鼓起日本国民民 族情绪的，正是这些主张铁血政治的军人。
而当时的舆论导向和国民的偏激，也使他们认定眼下是一个彻底解决满州问题的有利时机，所以小矶的话立即引来了一片群起响应之声。
匆忙召开的会议，却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最后，确定了“以此冲突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日本在满州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的陆军方针。
并考虑派驻朝鲜日军一部应急增援，国内第10师团应急动员、作急派出发准备的腹案。
会后，责令陆军省军事课准备一份向内阁提出增兵满洲的建议。
上午10时，日本内阁紧急会议也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了。
会前，若规总理总觉得这次事变的发生与国内形势的吻合太惊人了，所以他总有种感觉：这次事变也许与关东军，甚至与军部有关。
会议开始前，他反复叮问南次郎：“关东军这次行动，确系是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可以这样相信吗？”
“当然。”南次郎毫不含糊地应道。
但若规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望着台上慷慨陈词的南次郎，他隐隐地觉得内阁对军部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减弱。
若规是在1931年4月犬养毅遇刺退出内阁后，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频繁更迭的日本内阁总理宝座的。
上任伊始，他就确定了先内后外的治国方针，力图首先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树立一位在国内深孚众望、能一呼百应的强硬的政治人物。
他为自己能成为这一人物而不懈地努力着，并艰难地协调着同军人、财阀、政客等各方的关系：同时他也倾尽全力谋求迅速消除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阴影，指望首先把经济颓势扭转过来，再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帝国国防，最终彻底解决满蒙悬案，实现帝国霸业。
为此，他继续留用前外相币原喜重郎，艰难地继续着“协调外交”。
最初的一个多月，各方局面尚好，这给了他以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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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夏季后，中国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对他越来越不利的变化。
先是中国的“革命外交”，要求收回国权，冲击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引发了日本人对内阁协调外交的不满。
“万宝山”事件更使主张先外后内的军人、强硬派政客和右翼势力联起手来，在满洲和日本本土公开与若规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中主张强硬的人数日渐增多，民众舆论也变得对他日益不利。
“中村事件”曝光后，随着日本人在谈判上的日渐被动，国内强硬派反对内阁的浪潮达到顶峰，民众也被政友会、内阁中强硬派、军方，甚至右翼势力煽动起狂热的民族情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若规内阁。
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协调外交就此算是破产了，而他先内后外的一整套大政方针和规划也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船，刚出港湾被水下的暗流推上礁石，触礁搁浅了。
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