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海洋-第4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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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二零二二年左右，中国海军加入了J…X项目。

　　　　原因与美国一样：开发新式战斗机的费用高得吓人，没有任何理由分别为空军与海军各自研发一种性能相似、战术要求相当的重型战斗机。只有把两个项目统一起来，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出成本优势。

　　　　问题是，海军加入后，对J…X项目提出了一个空军在当时无法接受的要求：轻型化。

　　　　海军提出这个要求的目的非常单纯：提高航母的载机数量，增强舰载战斗机的出动率。

　　　　不管怎么说，航母的机库容量非常有限，战斗机做得越小，搭载数量就越多。更重要的是，电磁弹射器可以调整能量，因此在弹射较轻的战斗机时，输出功率较小，也就能提高弹射效率。

　　　　问题是，空军不存在这些问题。

　　　　如此严重的分歧，几乎使空军与海军分道扬镳。

　　　　比如在二零二三年，海军就提出在尽量利用基础技术的情况下，单独研制一种中型舰载制空战斗机。

　　　　为此，海军在当年投入了四十亿元的启动资金。

　　　　所幸的是，第一次印度洋战争，改变了空军的观点。

　　　　在这场战争中，中型的J…25成功的击败了印度空军的F…22I，证明在制空作战中，特别是在以格斗为主的空战中，中型战斗机不但不比重型战斗机差，而且具有更大的战术灵活性与战场适应性。

　　　　在此之后，J…X项目被定性为一种正常作战重量不超过二十四吨、最大作战重量不超过二十八吨的中型战斗机。

　　　　虽然从重量上看，J…X的标准已经超过了初期的F…15，比F…22A差不了多少，但是横向对比就能发现，J…X绝对是中型战斗机，因为美国的F…X项目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正常作战重量定为三十二吨。

　　　　限制作战重量之后，J…X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制空战斗机。

　　　　虽然在招标阶段，空军与海军都明确提出，必须采用模块化设计，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更换任务模块，执行各类作战任务，但是空军与海军也明确要求，J…X的标准作战任务就是制空。

　　　　到二零二九年，成飞在竞争中胜出后，获得了工程研发合同。

　　　　随后，J…X项目被正式命名为J…30与J…32。

　　　　当然，这是新的命名规范。按照总参谋部出台的战斗机命名原则，所有以制空任务为主的战斗机都采用双数编号，以多用途为主的战斗机则采用单数编号，空军与海军交替使用对应编号。

　　　　与F…44相比，J…30的最大特点就在重量上。

　　　　事实上，这也是非常无奈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虽然决定战斗机重量的是任务需求，但是在考虑任务需求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动力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得直接一点，即便是军方，也要根据动力系统来确定任务需求。

　　　　如果把J…30定性为一种正常作战重量在三十吨左右的重型战斗机，至少需要配备两台推力为两百千牛的高性能涡扇发动机，才能在机动性上与F…44抗衡（F…44的动力是两台最大加力推力为二百四十千牛的涡扇发动机），而在二零二七年，也就是J…30项目的初期招标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航空企业只能提供加力推力为一百八十千牛，推重比为十四左右的涡扇发动机。

　　　　可以说，动力系统存在的缺陷，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在J…20时代，中国战斗机就缺乏高性能发动机，到了J…22与J…25时代，好不容易追上了美国，结果到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上马的时候，美国又领先了一大步，率先制造出推力在两百四十千牛以上、推重比超过十五的涡轮风扇发动机，而且有望在二零四五年，研制出推力在三百千牛以上、推重比达到二十的高性能发动机。在这个时候，中国能拿得出手的都是中等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而且推重比都偏低。

　　　　俗话说，有多大的力量办多大的事。

　　　　在发动机推力上不去的情况下，降低战斗机重量，成为唯一选择。

　　　　如果说发动机的最大推力直接决定了战斗机的作战重量，那么发动机的推重比就决定了战斗机的作战用途。

　　　　美国在拥有推重比高达十五、推力高达二百四十千牛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的情况下，也把F…44定性为重型制空战斗机，中国只能用推重比十四、推力一百八十千牛的发动机，自然也只能把重点放在制空上。

　　　　单纯从设计指标来看，J…30与F…44的制空作战能力相差不大。

　　　　相对而言，F…44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在不降低机动性能的情况下，携带更多弹药，具有更强的持续作战能力。

　　　　只是在现代化空战中，特别是在格斗空战中，弹药多寡并非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在制约战斗机格斗性能的因素中，最大的短板不是战斗机的机动性能，而是飞行员的承受能力。

　　　　理论上讲，如果没有飞行员，无人战斗机的机动过载可以做到跟格斗导弹一样高。

　　　　通过抗荷服，中国空军率先把战斗机的机动过载提高到了十二G，到二零三零年左右又进一步提高到了十五G。受材料等技术限制，十五G基本上是抗荷服的极限了，如果要继续提高过载，只能在飞行员身上下功夫。

　　　　当时，成飞率先提出“抗荷座舱”概念。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通过全密封增压式座舱，取代抗荷服，更大限度的提高飞行员短时抵抗高过载的能力。

　　　　问题是，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

　　　　以二零三零年左右的技术，“抗荷座舱”至少会使战斗机增重二百五十公斤，而且成本高得吓人，比如必须用整体弹射逃生系统取代弹射座椅，因此不管是战斗机性能、还是制造成本都无法承受。

　　　　最终，中国与美国都在飞行员身上做文章。

　　　　当时，中国采用的办法是通过药物刺激，在短时内提高飞行员的抗荷能力，并且使其整合到抗荷服中。在二零三一年的测试中，这套系统曾经使飞行员在二十G的过载下坚持了十五秒。

　　　　美国的做法更加直接：为飞行员提供用于抵抗高过载的生命维持系统。

　　　　核心是一套心脏助力器，即通过增强飞行员的心脏功能，在高过载的情况下仍然能让血液进入大脑。

　　　　与抗荷服结合使用，也能使飞行员在短时内的抗过载能力达到二十G。

　　　　可以说，二十G是第五代战斗机格斗机动性能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第五代战斗机的主要性能指标。

　　　　这样一来，空战武器成了新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空对空导弹、特别是格斗导弹的最大机动过载必须达到战斗机的…五倍才有可能击落战斗机，而在实战中，往往需要达到战斗机的五倍，才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击落战斗机。比如在第四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普遍为九G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都在四十五G以上。

　　　　如此一来，在第五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能够达到二十G的情况下，第五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就得达到一百G。

　　　　从理论上讲，任何依靠气动面控制的飞行体都不可能达到一百G的过载。

　　　　也就是说，格斗导弹必须采用矢量推力控制技术。

　　　　虽然矢量推力控制技术不是什么难题，早被第四代战斗机普遍采用，在第四代格斗导弹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随着机动性能提高，导弹的弹体强度也得提高，而一百G的过载要求已经超过了现有材料的极限。

　　　　说得直接一点，在保证其他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很难用现有的材料制造出过载高达一百G的格斗导弹。

　　　　美国最先研制第五代格斗导弹，而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把最大射程减少到五公里，不然就得投入巨资研制新材料，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能在什么时候拿出成果，也就无法保证第五代格斗导弹与第五代战斗机同时服役。

　　　　中国的理论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事实上，在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仅有五公里，而实际射程肯定不足两公里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要知道，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普遍在二十公里以上。

　　　　只有达到这个级别，才能保证对五公里内的敌机进行尾追攻击。

　　　　结果就是，在第五代战斗机上，中国与美国都高度重视早已被人认为是鸡肋的航炮，而且均把重点放在了电磁速射炮上。只是战斗机不是战舰，能源系统不可能做得很大，也就极大的限制了电磁速射炮的作战应用。

　　　　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中美的第五代战斗机都以格斗性能为主。

　　　　受此影响，第五代战斗机又被称为“格斗战斗机”。

　　　　第四十四章　理想主义

　　　　第四十四章　理想主义

　　　　花了几天时间，牧浩洋对中日军力对比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从根本上讲，中国军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海军上，中国拥有性能先进，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的舰载战斗机，而日本的F…35CJ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中就已证明，绝对不是合格的制空战斗机。在空军上，中国空军的优势更明显，不管是J…20的高度改进型，还是J…22的后期型号，都优于日本空军的战斗机。此外，在作战系统上，中国空军与海军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说得直接一点，中国军队早已实现装备国产化，而日本还在为此奋斗。

　　　　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黎平寇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建议，摆明了是给日本一个台阶下。

　　　　虽然在二零三二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原油与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中国在可控聚变反应堆领域掌握着最尖端的技术，而且有望在二零三五年建造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也就有望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之内，使聚变核能成为主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即便在此之前，中国也有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国内的电力消耗中，百分之七十五由火电站提供。更重要的是，在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南海问题，国内的原油与天然气产量正在逐年提高。即便在总体能源需求上，中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但是至少可以确保在战争时期有足够的油气供应。

　　　　与之相比，日本的处境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就算日本在可控聚变技术上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可是至少比中国差十年，能在二零四五年建成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就很不错了。在此之前，日本的国内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与裂变电站。前者主要来自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而后者非常不安全，特别易遭到地震与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

　　　　从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来看，日本远远超过了中国。

　　　　根据日本官方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数据，日本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八来自海外，天然气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极易遭到战争封锁。

　　　　即便在和平时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能对日本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