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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5章

新宋-第4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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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官、汉俗治汉人”……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八九,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力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欲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的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缗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每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危机不断,千疮百孔,久怀不满的契丹贵人们,几乎都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
  这一次辽国极力主张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萧惟信以外,更有夷离毕韩何葛、北院宣徽使马九哥等重臣——这韩何葛乃是渤海人,而马九哥则是汉人,即是说,契丹国内主张南侵的势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势力之强大,绝非萧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契丹与大宋不同,契丹文臣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唐康心里抱的指望,是辽主耶律濬与卫王萧佑丹还能够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虽然不久,却也已了解辽主的关键。辽主耶律濬在辽国威信极高,其权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权可以相比,是战是和,最终还是决于他之口。而在辽国,最能影响到耶律濬的,无疑便是卫王萧佑丹。唐康虽然并不知道详情,但他亦隐约了解到一些,石越遣范翔使辽,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虽然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范翔分析的神色,心里面却并未太当回事,他只想从范翔的言语神色当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讯息。
  “……重臣各持战和之策,人心未一……”
  范翔继续在口若悬河的分析着契丹国内的形势,说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这位“告哀使”,心里面也在揣测着:他的语气如此肯定,究竟只是出于他那一厢情愿的乱猜,还是另有所据?
  
  第七十五节
  
  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措——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此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的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甘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挚。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唯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的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的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的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的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贻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后面源源不断的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词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词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词,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行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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