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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8章

大唐极品闲人-第6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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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睿想着,长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道:“宝钗!仲辅已经加了冠礼,他已经是大人了,身为大唐子民,身为我杜睿的儿子,他有义务为这个国家效力!”

仲辅是杜睿方才为杜学武取下的表字,从这个表字当中不难看出,杜睿对杜学武确实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大唐的辅弼之臣。

宝钗却不愿意听杜睿说这些,争辩道:“就算是加了冠礼又怎样!学武才十五岁,他还是个孩子,夫君你将他留在这里,难道就不为他的安全担心吗?夫君!如果你真的想要留一个儿子在澳洲道的话,你可以将学义,学桢他们两个选一个留在这里,他们都是学武的哥哥,如果当真要为国效力的话,他们最为哥哥更是责无旁贷!哪怕是将学理换来都行!就是不能将学武留下!”

杜学义和杜学桢是宝钗为杜睿生的儿子,在杜睿的子嗣当中排行第二和第三,两个人是双生子,和杜学武同岁,至于杜学理,则是宝钗为杜睿生下的第二十一子,如今不过九岁的年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杜睿看着宝钗道:“宝钗!你方才说学武还小,难道学义他们就不小了吗?而且学义和学桢两个根本就不是出仕的料,他们的志向在书法和绘画上,而且天分极高,将来必成大家,你将他们带来这里,那是害了他们!至于学理,他不过九岁,能做什么大事!”

杜学义和杜学桢在杜睿的众多子嗣当中,是最为另类的两个,对功名利禄完全不上心,按理说,他们虽然是滕妻所生,可是毕竟是杜睿的次子和三子,身上也有当年太宗皇帝蒙荫的爵位,可是对国家大事,功名利禄却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反倒是对书法和绘画极为感兴趣,杜睿也就投其所好,细心调教,如今兄弟两个在书法和绘画上虽然还尚显稚嫩,但是已经隐隐有大家风范了。

父母总是期望儿女能成才,有所作为的,杜睿自然也是一样,他记得前世曾看过明代作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其中有一段话一一种田不熟不如荒,养儿不孝不如无。

清代林则徐还曾提出了让儿孙自强自立,不能有所依赖的主张。他写了训子对联曰:“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损其过。”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训子联”最感人肺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这首绝笔联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岳母给岳飞刺背上刺:“精忠报国”相映成辉。

清代诗人蒋心余有教子联曰:“宝贵无常,尔小子勿忘贫贱;圣贤可学,我清门但读读书。”他将这幅对联挂在祖宗牌两旁,要子孙孙永远记取不忘。

后世的教育家陶行知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他常劝孩子要少年勤奋学习,莫误好时光。他写了一首训子联曰:“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蹉跎悔歧路,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这些情真意切的教子对联,底蕴厚重韵味长,或提导为人处事,或勉励勤奋求学,或促其养德积善,皆给后人树立了典范。少年儿童天真自然,犹如一张白纸,染于黑则黑,染于红则红。这话值得人们认真深思和细细品味。

对自己的子女,杜睿同样寄予厚望,平日里的家教也极为严格,毕竟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直以重视“家教”著称于世,古往今来的人们教育子女要修身明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杜睿前世也曾在书中看到过无数教子的故事,诸如诸葛亮教子“志当存高远”,诸葛亮一生为国为民,克己奉公,为后人树立了楷模。他教育子女要有远大的志向,五十四岁时给八岁的儿子诸葛瞻写了著名的《诫子书》,这既是诸葛亮一生经历的总结,更是他对子女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告诫子女想要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首先要静心静思,不断修身和自省;要自我约束,不放纵自己,培养高尚的品德和节操。不做到淡泊功名就不能有明确坚定的志向;不做到清心寡欲和心灵的洁净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实现理想需要不断学习知识,只有静心、刻苦才能学到真知,没有坚定的意志就不能成功。

诸葛亮对子女寄予着厚望,他的子女后来都淡泊名利,忠心报国,为国家社稷做出贡献,这正是“宁静”、“致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还有宋代寇母教子“修身为万民”,北宋寇准自幼丧父,家境清贫,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寇母常常于深夜一边纺纱一边教寇准读书,督导寇准苦学成材。后来寇准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喜讯传达家乡,而此时,寇准的母亲正身患重病,临终时她将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家人刘妈,说:“寇准日后必定做官,如果他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

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自己的生日,他请来了两台戏班,准备宴请群僚。刘妈认为时机已到,便把寇母的画交给他。

寇准展开一看,见是一幅《寒窗课子图》,画幅上面写着一首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寿筵。此后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有名的贤相。

还有杜睿最为记忆犹新的徐勉教子,梁朝时中书令徐勉,一生身居高位,他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节俭不贪,不营置家产。平时所得的俸禄,大都分给了亲朋中的穷困者和贫苦百姓,因此家里没任何积蓄。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用。”

徐勉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操守,他曾写信告诫儿子徐崧说:“我们家世代清廉,所以平常日子过的清苦。至于置办产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不仅仅是不经营而已。古人说:‘把整筐的黄金留给子孙,不如教他们攻读一门经书’。仔细研究这些言论,的确不是空话。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有自己的心愿,幸得遵奉古人这个教训去做,就不敢半途而废。自从我身居高位以来,将近三十年,一些门人和老朋友都极力劝我趁有职有权时见机行事,购置田园留给你们,我都拒绝未采纳。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宝贵的清白遗给后代,才能让后人享用无穷。”

果然,徐勉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士。

可以说家庭教育的特点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由于孩子的可塑性大,所以对其品行的教育尤为重要。对于一时不能明白的道理,他们在实践中逐渐都会接触到,只有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走正。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其长远和未来考虑,才能使其真正受益,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杜睿也是如此,相对于子女的才学,杜睿更为看重的是杜睿的德行,至于他们的将来,杜睿家资巨富,倒也不曾想过让他的子女将杜家的门楣光大,因此平日里在教导子女的时候,也是以疏导为主,子女对什么感兴趣,他就教什么,例如杜学文好武,杜睿便将自己的一身武艺,悉心传授,更教导兵法,至于杜学文将来能否成为一代名将,杜睿倒是从来不去想。

他一向都坚信,儿孙自有儿孙福,树大自直,如果因为他对子女的期望,给孩子们造成负担的话,反而不美。

宝钗自然也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做大事的,不过她倒也从来不曾想过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出将入相,只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宝钗也就由得他们去了。

见杜睿反驳了自己,宝钗显然也知道杜睿是打定了主意要将杜学武留下了,深色不禁更是哀戚,道:“夫君!你只想着让学武在澳洲道磨砺一番,将来好做大事,可是你可曾为伊莎贝拉妹妹想过,她可就学武一个儿子啊!如果学武在澳洲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你让伊莎贝拉妹妹怎么办!?”

杜睿闻言,心中也是一叹,他岂能没想过,他知道伊莎贝拉对杜学武的爱,可是杜学武资质极高,志向远大,杜睿实在是舍不得就此耽误了。

“我想伊莎贝拉会明白我的,正如仲辅自己方才所言,如果一生都在我的羽翼保护之下,他难成大事,纵然是有再大的志向又如何,不经历一番风雨磨砺,将来充其量也就是个富家公子,只能靠着杜睿的余荫过活!”

杜睿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前世曾在媒体上见过的那些官二代一样,仗着自家老子的威风,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作恶多端。

杜睿前世也并非是一个仇官的人,仗着自家老子权势,胡作为非的官二代的产生,当然也是多方面的,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家天下和官本位的国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

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所谓以吏为师,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杜睿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那样的人,甚至从一开始,他就在努力的改变这种现象,虽然说,一个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

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从后世的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

印度等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方面,在公务员的报考上,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回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政府内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

回过来再看如今的大唐,很显然科举制是华夏乃至世界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创新之一,它打破门阀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所用,是小农经济时代凝聚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

后世曾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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