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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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大臣中骗来个好印象倒不难，要借此处理繁难政务，而且处理得相当不错，似乎就办不到了。
其实当初看到史书上的那些话时，杜睿是差一点儿笑出来，不禁有些感叹，李承乾这孩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聪明伶俐呢！想想那些白胡子老头卯足了力气要进谏，结果刚打个照面，人家李承乾自己就痛心疾首地自责自艾，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听到最后那些老头子们一句想好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嗑头拜答还要劝谏太子殿下想开点儿，过去的就过去算了，别背上太重的心理包袱，真不愧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儿子啊！
李承乾一生事迹，他那些“过恶”，真的大多都只是私人品德问题，前期尤其如此，比如奢侈、贪玩、搞同性恋等，其实都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大毛病。
据说，孩子故意捣蛋淘气的一种原因就是，他们希望借此来吸引父母更多的注意力和爱，然而李世民对待儿子身上这些缺点的办法，似乎有点儿太转弯抹角了些。他当然是当面训斥过儿子这些事的，但他的主要办法，是重赏规劝太子的官员，希望借“外人”去纠正自己儿子的行为，甚至，希望那些人来向自己打小报告。李承乾听到这种事后的反应是很激烈的，新唐书上说“宫臣若孔颖达、令狐德棻、于志宁、张玄素、赵弘智、王仁表、崔知机等皆天下选，每规争承乾，帝必厚赐金帛，欲以厉其心。承乾慠不悛，往往遣人阴图害之。”
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就要跟父亲对着干”的表现，那时候李承乾已经十八九岁了，似乎不好只用“青春叛逆期”这个理由来解释这种行为，要杜睿来看的话，更象是潜意识里没达到目的而爆出来的失望情绪大发泄。
所有人的青少年时代都曾经历过这种与父母对立的情绪，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安然度过无后患，因为一般人能力有限，束缚多多，就算有什么过激的念头，也无力去实现。可拜那个血统至上的专制制度所赐，“皇子”或者“贵族子弟”这种怪物，却偏偏在冲动的少年时代就能不劳而获地掌握很大权力，也就是伤害别人的能力，所以要制止他们去干蠢事，可比一般人教育孩子困难得多。特别是，如果天底下唯一能够真正克制住他们手中权力的人，他们的父亲，不亲身出面，用自己的权威打压他们的冲动，反而希望假手于地位低下的别人，那么在二世祖们看来，用手中权力打击这些直接迫害自己的“别人”，就是风险小、途径容易、后果不严重、又能借以泄愤的好买卖了。
于是太宗父子在你来我往的拉锯中，双方的火药味渐浓，而嗅觉灵敏的李泰及时凑上来，弥补了太宗皇帝对于长子的失望情绪，简单的说，太宗皇帝当时的想法就可以被归结为：反正我儿子多，你承乾不听话不争气，我还有别的儿子，你倒是试着再找个爹给我看看？
史书上记载承乾失宠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他的脚残疾了，而且似乎是一辈子都好不了的那种残疾。杜睿记得一本书上说他这脚是外出偷牛煮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摔残的，但杜睿也想不起来是史料还是小说家言了。
李世民追求完美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不愿意自己的继承人是个残障人士，这想法也是能理解的，再加上之前就了解到的李承乾的个人品德问题，换太子的心思就此萌动了。
太宗皇帝自己就不是以嫡长子身份上台的，而是凭借才华能力一步步登上帝位，很难说他对“立嫡以长”这个教条有多信服。看他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也是最喜欢有才有貌、比较外向的那几个，品德礼法倒在其次。相比之下，长孙皇后比他守规矩得多，就算她也一样对长子失望，但绝不会轻易起换储君的心思，甚至杜睿想来，长孙皇后大概还会规劝丈夫一下。
所以，当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很难说李承乾那坚持请父亲大赦天下的举动，到底有多少是对母亲的感情，有多少是希望母亲痊愈后还能继续罩着自己？
而李承乾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如何，史书上记载得太过简略，有一次是太子乳母请加器具结果被严辞驳回，这个杜睿倒不觉得是长孙冷酷无情不爱儿子的表现，因为在史书里，长孙皇后基本上全是以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份出现的，她所作所为当然也要符合政治家的标准，而不是一个母亲的标准，否则，史官大概会认为“这件事没有记录价值”而略过去。
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按常情，可以推测，对于这么一个出生后稳固了自己的正妻地位，又蒙皇祖赐佳名光耀门庭，长大后还很聪明能干的儿子，长孙皇后是不可能不爱的。然而这种爱一直受着制度束缚，她的生活重心又不是儿子而是丈夫，她能给予儿子的，只怕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在她生前，家里还是维持了表面的和睦有序。如果说太宗皇帝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那么长孙毫无疑问就是定海针。
定海针坍塌，李承乾最强有力的保护者消失，跟父亲的关系又始终不见好转。寻求亲密感是人本能的社会心理需求，巨大的感情空洞需要填补，于是美少年称心出场。
对于娈童这么一种变态的心理，杜睿是非常不赞同的，因为那些人之中的大多数，其实玩娈童跟玩姬妾一样，都只是动物行为而已。可是李承乾这次似乎有些特别的地方，在父亲怒杀称心之后，他“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特别是最后一句，几个月不肯见父亲的面，这一点要多要命，有多要命，想想这几个月间李泰会在父亲耳边下多少药吧。
如果李承乾是真正的同性恋者，跟称心在一起只有性没有情，那么这个娈童死后，他大可以再找几个漂亮小男孩来，只听新人耳畔笑，不理旧人坟下哭。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更为邪异的发泄方式，偷盗民间牛羊煮食，模仿突厥人习俗假死发丧，让属下演习打仗致伤，扬言要杀光进谏者。看看这些行为，这里面表达的意愿是多么明显，他渴望自由、渴望脱离自己身周这让人窒息的环境，想要像草原游牧民族一样策马扬鞭任意驰骋，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建功立业。
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他只能走上最后的不归路：谋反。
失败也是必然的，他没有父亲当年的资本，而父亲对于朝局的控制力又比祖父强得太多。
杜睿在看这段历史记载的时候，所关注的，是李承乾失败被捕后，面问父亲责问时的表现：
“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无状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事。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即幽泰将作监，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王东莱。”
聪明、口才、权欲、决断能力、贪玩淘气、情感依赖、任性偏激、雄心勃勃、至死不让人，杜睿想着，不能不苦笑着说，李承乾这些个性，都能在他伟大的父亲身上一一找到对应点，足以证明李承乾不但是太宗皇帝的亲生儿子，而且可能事实上是最像他的儿子，比那个“英果类己”的李恪更像，只不过，太宗皇帝的这些个性，几乎全都是通过正大光明，利国利民的方法展示出来的，而李承乾的，出发点跟父亲一模一样，方向却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几乎没做对过一件事，这也实在不容易啊！
原因，主要还是外部环境太不相同了吧。太宗皇帝是个幸运儿，小时候一直跟在父母身边受尽宠爱，娶妻长孙又是超级聪明贤慧，到了该干事业的时候遇上出英雄的乱世，有良好的开局，之后的一切都顺理成章。
而李承乾呢？他父母有太多需要去忙的事，他的妻子甚至没在史书上留下一鳞半爪，平庸可知，他其实也努力地抓住了自己的机会，监好国并赢得上下称赞也不是容易事啊！但显然坐着批奏章这种事，用不完他身上过剩的精力，于是还要找别的出口发泄。
两柄锋芒毕露的剑局促在一起，少了中间那层温柔的、母性的、包容的缓冲地带，只能叮叮当当碰撞不停，直至较脆弱的那一方碎裂为止。
杜睿回忆着历史上对李承乾的记载，再看看眼前这个渴望得到他指教的少年人，杜睿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种怜悯的感情，不禁想到，或许可以通过他来改变这个原本应该成为太宗皇帝合格接班人的命运。
第一篇蛰居第二十章执以师礼（求推荐求收藏！）
杜睿想着，对李承乾拱手一礼，道：“不知秦兄何以问突厥事？”
李承乾忙道：“实不相瞒，家父也在朝中为官，自渭桥之盟后，突厥不顾信义，屡屡翻遍，屠我城池，掳我子民，家父身为社稷重臣，自是每每因此而忧心，身为人子，却不能为父分忧，在下也是惭愧难当，近闻杜公子大才，特来求教，还望公子不吝赐教。”
杜睿闻言点点头，沉吟了片刻道：“今日突厥之于我大唐，便如当年匈奴之于两汉，突厥人生活习惯原始，不事农耕，喜逐草而居，且突厥人自幼便生长于马背之上，以游猎为生，弓马娴熟，我大唐的弓箭最多可射两百步，而突厥人的弓箭却可于纵马奔驰之间，射中三百步之外的目标。况且突厥骑兵来去如风，飘忽不定，今日在东，明日在西，反观我朝，因久事农耕，民众喜安，于兵事处，与突厥作战，更多时也以建城据守，纵使取胜，也无法做到斩草除根，突厥人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胜则洗劫钱财，掳掠人口，败则纵马远遁，无迹可寻。”
李承乾听着，眉头也渐渐的皱了起来，随声道：“杜公子所言，确实切中要害，却不知，我大唐欲要胜他，该如何行事？”
杜睿笑道：“若要胜突厥，却也不难，突厥人不事生产，以劫掠为生，必不能长久，而我大唐富有四海，天下之民，何止亿万。欲要彻底剿灭突厥，其一便是娇其心志，劼利虽为一代人杰，然突厥事却非他一人能断，多贿金珠宝贝以分其心，让其无法统一诸部，并力南下。其二便是易其风俗，将我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等奢侈品大肆倾销到突厥诸部，慢其心，堕其志，使之安于享乐，不思进取。其三便是大力推行马政，使我大唐子民人人上得马，控得弦，纵使不及突厥铁骑精锐，然我大唐人多，用人海也能淹死突厥。其四便是分化瓦解，在下听闻突厥除去劼利之外，尚有突利，可遣人结好突利，许之以利，便是无法使两人反目，也要使突利于劼利南下之时阴奉阳违。”
李承乾听着，不禁大为兴奋，这些事情听起来浅显易懂，并不十分高明，但绝对行之有效：“杜公子！如公子言，突厥可破？”
“可破！”杜睿点头道，“非但可破，一两载之间，便可见分晓，只是不知破突厥之后，我大唐将如何对待罢了！”
李承乾不大明白，诧异道：“杜公子何出此言？”
杜睿想到历史当中，那些一向标榜着宽厚仁慈，张口仁德，闭口王道的士大夫，心里就不禁一阵气闷，道：“我华夏自汉以降，于外族处，颇多仁惠，然东汉抚诸胡，而有五胡乱华，可见一味仁德王道，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边患，唯有王霸并行，方才能一劳永逸。”
“王霸并行！？”李承乾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都是如何成为一个仁君，像杜睿这样教他行霸道的还是头一次听到，“不知这王道与霸道又和分别。”
杜睿道：“所谓王道，便是行圣人之言，以王者的气度去包容，对待他人，治理国家，孟子认为‘王道’是实行仁政的根本，只有实行‘王道’才能四海归一。其实不然，王道和霸道是紧密相连的，二者相辅相成，不能独立存在。王道即为仁政之道，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霸道即为争霸之道，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在下认为王道为霸道奠定基础，霸道为王道提供条件。而单纯以为只实行王道或霸道就能使天下大治，却是偏颇了。‘王道’诞生于社会稳定时期，‘霸道’则在社会动荡中孕育而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荡，战国后期形成七雄割据的局面，分裂混战了几百年的华夏大地上终于出现了些许统一的气息，而唯一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秦国了，倘若秦国此时奉行王道，大施仁政，会有这么快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吗？不会，可能天下还会混战几百年。原因何在？如若秦不东出，那么秦国与六国间则始终处于相对平衡，他们之间会互相蚕食，战争不断，统一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