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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汉武大帝-第2章

小说: 汉武大帝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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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具时代高度的见解是正确阐释了历史上包括汉武帝时代与北方匈奴、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以及“和亲”、“修好”的价值与意义。全书并没有将匈奴丑化、异化,既理解了他们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奔走、吃肉食住毡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肯定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同样渴望和平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了他们在汉军大举进攻时的英雄主义。小说对韩安国、张骞等知匈人士提出的以贸易之利、礼仪教化、互通往来的“殊俗相容”的民族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国土安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时,对异族侵略者的武力打击是合理的,但当国家不受威胁时,民族的和平、交往、互利、共存就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的常态。在隆虑阏氏和张骞与匈奴婚姻的表现上,于单以单于太子身份投汉等情节中,作者寄寓的正是这种民族互利、共存、共容的思想。

《汉武大帝》一书,在历史文学上的最大亮点,是它做到了将事件、故事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包括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心理和意志力量,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

在作者的笔下,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由于母亲王娡曾经的平民身份,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他的性格、心理是健全的;不仅敢于藐视祖母窦太后的权威,而且敢于拒绝母亲为家族成员谋私利的要求,无论选贤任能,内政外交,还是军事经济,都达到了西汉王朝的巅峰。但随着权力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他越来越沉迷于女色,既享受着个人无限的权力,又贪婪于肉欲的快乐。当意识到这一切将随着老病而结束时,他又迷上了寻仙问丹,封禅求神,直到死亡的钟声即将敲响时,他才意识到“连年征战,误了农桑”,导致国力渐衰,下了“罪己诏”。作者在这里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帝王心理的嬗变,而是不可更改的生命的规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个人欲望发展变化的必然逻辑。

与对书中主人公刘彻性格心理表现为一体,本书的其他主要人物如陈阿娇、卫子夫、窦太后、平阳公主、卫青、田汀Ⅰ加ぁ⒅苎欠颉⑺韭砬ā⒗罟恪⒗盍甑热说男愿瘛⑿睦砑懊吮浠际浅浞秩诵曰说摹S绕涫嵌晕雷臃颉⑵窖艄鞯扰孕睦碜刺硐值酶改宥岣唬唤鲂闯隽斯⑸睿约肮⒅腥擞肴斯叵档娜粘;⒙桌砘氐悖残闯隽斯⒍氛烙械目植烙氩锌帷�

朝会是皇权政治决策和各种力量角逐的主要场所,也是作者揭示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家的德性、品质的主要方式。应该说书中的一些主要朝会都写得很好,于面争廷折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心理的瞬息之变。正是通过朝会,作者不仅把刘彻的思想、心理、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通过朝会上的选择,把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与人的伟大与卑微、勇敢与怯懦、大公与无私、光明与黑暗,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作者还充分表现了在皇权政治中,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如位高权重的田汀谡嗡枷肷纤溆型痘某煞郑故钦返模欢奈思案鋈松钊词潜氨晌蕹堋⒉辉袷侄巍⑻盎叱尚缘模蝗缯盘溃且桓鲆灾炅拖莺ξ苁碌目崂簦踔烈蚣刀识圃炝怂吹纳纤纠钗拿鹱宓牟野福诰蒙先从质乔辶模睦夏盖滓惨杂姓庋扒谟诠隆钡亩佣景痢�

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汉武大帝》的作者持的是以国以民为本的道德主义立场,它张扬的是李广、司马迁、张骞、卫青、卫子夫、韩安国、周亚夫、苏武、汲黯等能臣良将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和境界,鄙视的是韩嫣、田汀⒗畈獭⒗钛幽辍⒗罟憷庋镄肱穆怼⑶夥暧⒅晃鋈四崩娴男∪恕K匀槊致乓恢治按竺褡寰竦暮迫恢殖溆鸥吖蟮娜烁窳α俊=贰⒚褡濉⒄稳烁窕皇俏范罚M缘苯裆缁帷⒄巍⑽幕驼渭业娜烁窠ü褂兴羰竞鸵嫉淖饔茫饣蛐硎且汛铩爸烀敝甑淖髡叨陨缁嵴魏腿诵匀饲榈男碌母形颉�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说,“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容互相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又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

正因为如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杨焕亭的史家眼光、学者修养,我以为不只是对历史与人的历史阐释中,表现了一种哲学的眼光。这就是他不仅有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对推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热情,表现出一个作家深厚而广阔的人间情怀。

(本文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评论》原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2012年10月

序二 诗人激情与史家理性的结晶

——记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常智奇

在人类文学史上,我对前苏联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情有独钟,我非常欣赏他那集博深的哲思与狂飙式的诗情于一身的文学天赋。每当想起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我就在心中自问,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哪里?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读钱钟书的小说、刘再复的散文诗时,就有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当来自茂陵边的杨焕亭先生,在壬辰十月阳光的照耀下,把历经六年,几易其稿的《汉武大帝》书稿送给我,并邀我为之写序时,我心头为之一震。

阅读完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后,我喜出望外。这位以文学评论享誉文坛的关中学子,追随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钱钟书、刘再复的脚步,写出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小说。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在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狂潮冲击下,一批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充斥着图书市场,混淆着读者的认知判断。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二元融合。它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小说,它需要“史”的品质,“诗”的情感,它是文献逻辑向审美表达的形象转化,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历史的真实是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这里是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还原历史人物,诗化历史情境,虚构历史心理、意绪、氛围、艺术形象,给读者以审美的共鸣和生活的启示。

杨焕亭先生历经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汉武大帝》正具有这样的审美效果。他在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用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对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地展现了大汉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性历练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

作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站在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地。在崇高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感性与理性,爱情与阴谋之间,寻找着历史与艺术的真实统一,民族精神与人性裂变的统一,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喷霞吐露的新葩。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以诗人的激情,飞扬的神思,充分的历史知识准备,文学的审美诉求,拥抱了历史的巨子——汉武帝。与其说杨焕亭先生选择了汉武帝,不如说汉武帝选择了杨焕亭先生。这是两种时代精神、两种历史观念、两个生命主体、两种人文气质相吸、相近、相敬、相通的叠加;这是历经两千多年,茂陵上的流云、飞鹰、草木花香、灵魂王气在一个书生笔下的融合和聚集。

杨焕亭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古都咸阳,茂陵的苍松翠柏下有他读书学习的身影,青石雕像旁有他漫步思考的脚印。他的阅历、学养、气质,给了他与汉武帝相遇成书的条件。他化历史为艺术,化文献为情境,化史实为审美,站在描人、写心、抒情的基点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顶峰时代的风貌,写出了这个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

汉武帝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心胸开阔,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任人唯贤,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集思广益,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敢为人先,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有雄心、有气魄、有才华、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汉朝的强盛而图谋,他为匈奴的侵扰而忧虑,他为太皇太后的专权而压抑,他为凿空西域的壮举而高兴……他在朝议时,从不计较贤臣良将尖锐的批评。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好“黄老之学”的贤士仍一视同仁。

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后,汉武帝面对从匈奴缴回来的马与刀,果断地提出,今后一定也要给汉军配备这样的刀和马。

他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心灵的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和“元狩变革”,拓展强国之路。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汉武帝,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会玩弄权术,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天马无异,努力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

作品中与汉武帝相伴的有近二百个人物形象,人人都出彩,个个有特征,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都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如居功不骄、自律朝野的卫青;青春劲发、英勇善战的霍去病;察言观色、忠诚勤快的包桑;圆滑周转、逢迎揣摩的公孙弘;历尽艰辛、不辱使命的张骞;书生意气、固守己见的董仲舒;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的司马相如;温婉恭和,却谄媚殷勤的李蔡;体恤民情、不务虚言的郝贤;宽怀大度的隆虑阏氏;左右摇摆的赵信;不愿投降的巴图鲁;狂妄的昆邪尔图;诡谲狡黠的伊稚斜;壮心不已的李广;桀骜矜持的长公主;内敛淑惠的卫子夫;忠君保国的韩安国;阴险狡诈的淮南王;莽撞的灌夫,精明的韩嫣……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杨焕亭先生是一个诗、书、画皆通,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他推崇传统文化,塑造的人物大都是传统道德情操的主流形象。例如汲黯,一个官居主爵都尉的九卿,却让皇上都无法在他的面前随意放纵。为什么他的矜持和傲岸让卫青分外钦敬?原来,在他的背后是品节铸就的伟岸。

作者在汲黯这个典型形象塑造中,表现的是刚直不阿、坦荡磊落、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平等待人、直言陈理的价值观。当然,作品中也塑造了主父偃、张汤、江充这样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政治投机者。即使这样,作者也没有抹杀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

作者在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字展现了人的生存意义,人的食色欲望,人性从野性向理性发展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在情与理、灵与肉、家与国纠葛中的心灵阵痛,在人性的剖析中表达对历史的思考,在良知与道德的拷问中表现人类文明价值的走向。例如:霍去病与阳石公主的相恋,张骞与纳吉玛的情感,刘彻与卫子夫的炽爱、长公主对卫青的牵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笃深,赵信与可西萨仁的苦爱……

作者是一个谴责战争,敬民保家的和平主义者。对楼烦英雄主义精神的歌唱,实质上是对民族平等的期盼,作品中许多地方流露着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

作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黑夜中,他走遍大地,书写历史和现实。杨焕亭先生饱蘸诗情,书写着大汉历史。他“物我同一”的叙事笔端流露着一股“天人感应”的诗情。他的抒情,往往是在特定情境下,扼制住时间的咽喉,放大情感的波动,用特写的、凸显的、叠加复唱的句式,层层递进,反复强调一种心理感受。

例如:在写到太皇太后年老体衰,行将就木时,作者是这样记叙的:“建元五年九月最后一天的太阳把它橘黄色的光芒留给了秋日的万里云天,悄悄地隐没在苍山背后”,留下生命终极的意味。

在中卷中作者写道:“这是河西大战的最后一役,以血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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