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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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目光看向李光、胡松年二人，道：“拓宽吏升官之制，看似是混了士大夫与胥吏之分，然真正受益的终竟会是读书人——能从吏员中被选拔出来的良者，应是那些不第的读书人吧？”
李光、胡松年听到这，不由微微点头。三人又凑头低议了一番，赵开拱手道：“国师所提，或可一试。”
卫希颜暗松了口气，赵开虽说是颇能变通之人，但说服李光和胡松年却不是个轻松的活，好在张元事件让两人松了口，心下不由佩服可秀料事在先。
她递给赵开一份札子，“我拟了几个要点，作为参详之用，汝等谙熟地方政事，当能考虑得更周全。”
赵开接过去，略略看了几眼，表情颇有震动，引得李光和胡松年也不由好奇，但国师在前，也不好凑近去看，只得捺着端坐不动。
卫希颜笑道：“希望在我离开成都之前，能看到布政司递上的方案。”
三人惊诧，赵开不由问：“国师准备回京？”
“唔，最快中秋前，最迟月底。我在成都已有八月余，枢府催得紧了。”
李光面带遗憾，“国师在成都整饬军兵，又督进各项民事律政，诸般妙想让吾等受益良多……此番离去，当为西川之憾矣！”
卫希颜哈哈笑道：“李副使言过了。枢府军务甚重，李签枢来信说‘案牍累积如山，相君不回，吾累疾挺尸也！’呐，我再不归去，朝廷就要失去一位签书院事了。”
赵开笑后又感叹道：“泰发公所感非为夸大，国师在川，于政于民，于吾等皆有益。国师归去，吾等实有不舍之情，此乃肺腑之言也！”
李光捋须点头。和赵、李二人的满腹遗憾比起来，北朝派驻的布政副使胡松年的心情就有些复杂了。一方面他期望卫希颜早日离去，南廷的国师在成都府愈久，对西川军政影响愈大，于朝廷（北朝）不利；另一方面这位北朝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卫希颜提出的诸多军政策略均为良方，况且这位被南廷赋予“全权处置西川政务”的国师驻在成都，促使北廷的决事也极快，这自然对西川处政有利，尤其在共治之初。想到此，他不由叹息：“卫国师此去，政决当不复利矣！”
赵开、李光听出他话中之意，均有同感。李光更担忧杭都与成都远隔重山万水，不及北廷凤翔府交通之便，若朝廷对要事批决误了时日，就有可能生出利于北廷的变故。
卫希颜岂会不知他们的顾虑，笑道：“我回京后虽不领西川之务，然涉及关重之节，亦当为西川之民谋事。”
三人齐拜为礼，“如此，有劳国师！”
***
八月初十，卫希颜接到枢府紧急传来的公函，无法等到布政司的变革草案出来，通告各司后即准备回程事宜。
次日上午，成都府的官员和十二治平推事均至城外驿亭送行。
赵开率众向前揖礼，目视卫希颜绝美出尘的容颜，言辞不由得恳切，“国师离去，某等戚戚然。此去路途遥遥，望路上珍重。冀盼他日台驾再至，某等将倒履相迎！”
众官员均不由点头，表情多恳切。对多数成都官员来说，和卫国师相处是桩赏心悦目的乐事，无论容颜还是气度，都让人心折。虽说她在军队整编中表现出的雷霆手段让人有些生畏，但处政表现出的能力和独特的思维都让这些抱持着“卫国师唯治军尔”的官员们惊叹赞服，尤其一手掀起吏治风暴的魄力更是让众官生出敬意。卫国师的离去，或许除了北朝官员外，都抱持着遗憾的心情。这惜别之心，便多为真切。
这之中，最为沮丧的，无疑是兵马司都总管何庆言，这位从东京保卫战时就追随卫希颜的将领耷拉着脑袋，脸上的表情犹如被抛弃的怨妇般，欲说还休。
卫希颜失笑，马鞭敲了敲他肩，“三年之内，我必过来，看看你的兵练得怎样。可别丢脸呦！”
何庆言哈一笑，抬臂一礼，正色道：“卫帅放心，末将带出的兵包您满意！”
卫希颜哈哈一笑，看向另一位兵马司都总管——北朝派来的王彦——笑对二人道：“在军中树立军纪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更难的是军人荣誉和信仰的树立，这可不是靠铁腕手段能解决的……今后，都交给你们了。”她说到最后一句时，扫了眼何庆言——当心王彦！
何庆言嘿嘿一笑，看似粗豪的脸上瞬间闪过抹意会的狡诘，和王彦同时行礼应道：“某必尽力，不负卫帅（国师）所望！”
卫希颜又对大法司宇文时中和王沂、范祈等治平推事道：“诸君乃西川律政要员，法正则官正，官正则民正，诸君掌持天秤，切莫忘了公义！”
众人拱手肃容，“某等谨记！”
卫希颜飘然上马，扬鞭欲去之际，忽又道出一句：“诸位在西川为官，无论南北，莫忘‘为政之本，当为民’。”
众官一愕，就在寻思之际，卫希颜已打马而去。
赵开看了一眼李光、胡松年，暗想：“为政之本当为民”，国师是否暗指若南北利益对立而损西川时，西川处政当以西川之民为虑？想到这，他目光不由微微闪烁。
作者有话要说：注：
张元、吴昊是二人投夏后改的名，原为何名，已无可考了。
小卫同学终于要回去了……
206
206、别头之罢 。。。
又是一年中秋，京城临安分外热闹。今年的中秋又与往年不同，市井的热闹中又添了不少书香墨气，盖因南朝的首度进士科秋闱即放试于今日。
建炎立朝以来，已先后开了武举和制举，但被读书人视为科举首重的进士科却是今岁方开。按制，进士科分州试（解试）、省试（礼部试）、殿试三级，州试即在八月十五开试，俗称“秋闱”。因而今年的中秋，京属诸县的应举士人均集于钱塘门外的本州贡院应试，州学和太学生在礼部贡院赴解试，宰执、侍从、在朝文武官员的子侄也一应安排在礼部贡院应试，而不是往常的国子监。
这一应试地点的变化绝不是一桩小事，它意味着朝廷取缔了自仁宗朝以来的科举“别头试”。
所谓“别头试”，是指对官员子弟及亲属单独进行考试——在地方由转运司对地方官员的亲属、门客等单独进行解试，在京城则由国子监对中央各级官员子弟进行的解试，其初衷是防范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在科场营私舞弊，因此，公开给予官员子弟一定的应举特权。
然而，实际上，“别头试”却逐渐演变成为朝廷对官员亲属的照顾和恩惠，继而演变为科举一大弊。
其肇端在于“别头试”的录取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举子参加的解试，普通士子为百中取一，而“别头试”初时为百中取三十，至后虽有减抑，也是七人取一人，为普通士子中举率的十五倍。正因录取名额多，所以钻营者众。
以往，每逢秋闱之前，有权有钱者便暗中运作，有钱的行贿，有“关系”的四处托人，伪造户籍、假冒亲属关系或门客，使不符合条件的举子具备官定“别头试”的资格，这种现象在仁宗朝后相当普遍。
更有甚者，很多官员从“别头试”中收受丰厚贿赂。按朝廷惯例，地方官任职须“避亲避籍”——不能在籍贯所在地或有亲属的地方任职——因此他们在当地并无多少亲戚，却拥有“别头试”推荐亲属、门客的特权，对多数官员而言，自然不会放弃朝廷赋予的权利，于是便将“别头试”的资格卖给有钱人。
还有不少官员明目张胆的公然作弊，引起了当地普通举子的强烈不满。譬如赵佶大观年间，衡州就有六十三名举子顶伪籍赴“别头试”，被相识的举子揭发，科考场屋喧闹揪打，举子群情激愤，险些出了人命，将这事一直闹到礼部，方平息了下去。
宋之意在《论科举革弊之罢别头试奏议》中道：“科考之弊，莫甚于别头试……一则，举子为赴别头试，或行贿，或请托，改换乡贯，诡冒宗支，不计手段……举子皆无心学问，挖空心思钻营人事，疏通关节，以‘别头试’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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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之终南捷径……坏学子心术，败士子之风，莫此为甚。且此辈入仕为官，必为官场蠹虫，致使吏治腐败……二则，官员以此受贿，不仅腐化官风，且败坏国朝科考取士之公正，为害犹甚。”
礼部侍郎这份上疏在朝中立时引起了争议。有支持的——如朱敦儒、胡安国这类清望官员，也有激烈反对的。因罢“别头试”即意味着官员的亲属、门客失去了便捷的科举入仕之途，自然引来如潮的反对之声，说：朝廷开“别头试”是优厚士大夫之举，罢了此试即寒了士大夫之心，不利于朝廷稳定。
宋之意当廷驳道：国朝待士大夫之优厚前所未有，仅官员的俸禄和给养贴补就远高于唐朝盛世；且朝廷已广开制举，官员子弟不能中进士尚可应制举，仕途并不因罢别头试而狭。
反对的官员因关涉切身利益，自不会因礼部侍郎的驳斥而后退，双方滔滔之辩听得赵构头痛。从心底来说，心怀收复“故土”之志的皇帝自然是赞同革除旧弊，但反对官员之多也让年轻的皇帝心怀凛然，尤其不少地方官愤言“别头试不可废”，这让皇帝不得不顾忌着他的决断。
然而，和金殿上的这位年轻至尊相比，此事的幕后发起者显然更具备权谋上的大胆和政治魄力，对于以时论推动朝堂的手段名可秀更是已玩得娴熟。
于是，很快，这场争论从朝堂蔓延到民间，引领民间时论潮头的自然是已在京中奠定舆论地位的《西湖时报》。
报纸对如何评论朝事也早已手段圆滑了，自然不会直接提及礼部侍郎的奏议——未经朝廷允许而擅自登载官员的奏札属违反《皇宋出版条例》——而是针对秋闱，砭论科举时弊，说进士科“别头试”让不少没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亲属入仕为官，而那些品学兼优的寒门子弟却因录取比例过低无缘参加礼部试，失去了进仕机会，此为科举之大不公。
这种说法立时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拥护。地方报纸也跟着《西湖时报》的风头评论纷纷，说朝廷应废止“别头试”，正士风礼俗，还科举公平。更有隐晦的评论说，那些反对罢“别头试”的官员，是不愿意失去结党的潜在后进，直接给那些反对派扣上了一顶“结党”的大帽子。
自然，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些非官员亲属通过特权官员获得“别头试”资格，一旦科举中第，自然要回报推举者这份“恩惠”；而对于推举官员而言，他们也乐于提前“投资”，下力气扶植那些仕途有望的后进，拓宽官场人际。
这些议论在京城和地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议论朝事的潮头历来就是以读书人居众，这事又是涉及到读书人的切身利益，自然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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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万众热论。
作为一朝之都的京城历来是各地学子和文人的寄寓之地，在时下的杭都就至少有本地和外地学子不下十万，自然是让罢别头试的时论声势滔滔，反对的官员被激进的学子批为“谋私”“心怀叵测”……茶肆和酒楼几乎充斥着这种言论，反正书生论几句时事不会以言入罪，这种宽松的氛围更让学子们批起官员来有些肆无忌惮。
在这种几乎一边倒的时论下，让朝中的反对派官员生出忌惮，生怕被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便被撕掳不清了，于是，反对之声渐弱。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宰相丁起上了道札子，说不论“别头试”罢否，先请免去他的子侄、亲属和门客的“别试权”；紧随其后，宋之意、朱敦儒、胡安国、叶梦得等朝中要员也上了同样的札子，就连还在两淮路肃贪的李纲和赵鼎都先后上了“乞免”札子。
这将持罢之议引到了高峰，民间一片赞扬之声。朝中和地方不满的官员仍然很多，却都不敢再公然上言反对。再反对下去，就是不知“好歹”了，若给皇帝留下“谋私”的印象就更加不妙。
由是，这场历时五个月的罢与不罢之争终以礼部侍郎的奏议胜出。六月，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