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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日月当空照中华-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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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因为违反军纪被杖毙的人,不仅没有抚恤银子,而且家人此前所分配的田地也一律收回,另行分配给仍在陆续前来北直隶应募屯垦的新屯户们。

    由于新军督练大臣孙承宗兼职太多,在涿州新军预备大营,也就是如今人们口中的新军训练营的时间实在是有限,除了大事以外,具体的营务有杨应乾负责,而训练则全权交给左统制王辅、右统制朱梅负责。

    由于朱梅是个儒将,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虽然年纪比王辅略大,但却从不与王辅争权,所以在如今涿州偌大的新军训练营之中,基本上就是王辅说了算。

    但即便是这样,对于如今能够留下来的新军预备兵们来说,比起显得铁血甚至残暴的左统制王辅,以及铁面无私、毫不留情的总军法官方孔炤来说,更加让他们头疼无比、而且生不如死的,乃是总训导官黄道周。

    黄道周身上的那种道学家的刻板与固执,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挥洒的地方,不仅逼着这些目不识丁的前农夫们识字写字,而且每到收操回营之后,累得要死的新兵们,还要拖着疲惫困倦的身体,集中到各个营区的大讲堂之中,听各个营头的训导官们“讲经说法”,经是《三字经》《孝经》,法是《大明律》《新军操典》。

    要说成效,当然是有的,就在讲武堂的新科进士们才开始背诵太祖高皇帝的《讨元檄文》之时,涿州大营里的新军预备兵们,就已经能整整齐齐地背诵这篇绝世经典之作了。包括入伍前大字不识一个的流民青年,如今张口闭口都能说上几句“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的大话了!

    他们这些剩下来的新军预备兵们,之所以还能坚持下来,固然有各种刑罚的恐吓震慑和训导官灌输给他们的道德约束在里面发挥作用,但是与涿州大营里的伙食和待遇,也有很大关系。

    一日三餐,在后世很正常,但在明末,即使是能够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家庭,也是不常见的,更常见的是一日两餐。而对这些还没有走出饥饿阴影的新军预备兵们来说,别说一天三顿饭,顿顿吃饱饭了,哪怕是能够吃上一顿饱饭,也是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自从生下来就一直怀揣的梦想。

    如今到了涿州大营,这个梦想轻易地就实现了,不少猝死的预备兵,就是因为吃得太饱而在训练之中颠爆了肠胃猝死的。

    一日三餐,顿顿有肉,让这些新军训练大营的预备兵们,过上曾经只有在梦里才能过上的日子,虽然训练很苦很累很乏味,但是与挨过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相比,训练营中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

    特别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出身,这样的训练到底是对他们好,还是不好,他们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有数的。

    就说识字读书这件事吧,任何一个新军训练大营的预备兵,让他们摸着良心说,都得承认这对他们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

    詹事府的讲官,本来是给太子上课的老师,如今皇帝派出来给这些大头兵们传授道德学问,这是什么级别的待遇,还有什么可保抱怨的呢。

    再一个就是训练的补助银子,不仅管吃管住,管被褥管服装,什么都是白给,而且头一个月是一两银子,第二个月就是二两银子,坚持到第三个月训练结束,不管能不能入选新军,都会发给三两银子。

    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呢,只要咬紧了牙关坚持下去,拿到的银子就是之前的翻倍。

    这个诱惑对于这些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银子的人来说,当然是无法拒绝的。

    当然了,不管是讲武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眼下涿州新军大营里训练的进展,崇祯皇帝自然是一清二楚的,看着锦衣卫和东厂分别送来的密报,他的心里涌现出来的只有欣慰之情。

    如今的讲武堂学员们,包括那些新科武进士们,甚至也包括那些还能继续留在营中的新军预备兵们,对于这样的训练可能会有不理解,甚至各种不满和抱怨。

    但是数年过后,也许只是几个月过后,当他们面对建虏或者流寇之时,当他们见识到了如今所学到的东西的威力之后,他们就会庆幸他们在讲武堂里、在涿州大营里度过的这段充满热血和激情燃烧的时光。

第一二九章 福兮德兮() 
对于东江镇老将王辅的表现,崇祯皇帝也是非常满意。不得不说,他此前真的是有些低估了这个老将的手腕和魄力。

    想当年,王化贞这个好高骛远的书呆子巡抚辽东,与经略熊廷弼争权,最终虽然成功搞走了熊廷弼,但是自己也没得着什么好,面对建虏的进攻,不仅损兵折将,而且丢掉了前线的大量城池堡垒,致使辽事彻底败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也无意间干了一件颇有见识的好事,那就是从军中招募选取了一批精锐敢战之士,由毛文龙带领,深入建虏敌后,开展牵制作战,正是这批人发展壮大,最后成了东江镇。

    毛文龙带领的这批人,当时只有一百八九十个人,就这么不足二百人的队伍,居然把建虏的后方,给搅了个天翻地覆。

    而当时的毛文龙还是一个游击,王辅作为自愿跟随前往的明军把总之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

    后来随着辽东战事的日益激烈,东江镇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朝廷对东江镇的封赏自然也是越来越厚重,而当年礼贤下士、豪爽仗义的毛游击,已经成了如今专横跋扈、目中无人的东江镇总兵毛大帅。

    王辅作为亲眼看着毛文龙起家的老伙计,心里也不可能没有意见,然而朝廷只知道东江镇的毛大帅,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些当年一起冒死深入敌后的老将们。

    他们就是有意见,也不敢表露出来,毕竟他们的升迁任职,朝廷从不过问,从来都是毛大帅一言而决。

    但即便是如此,随着不断的飞黄腾达,越来越刚愎自用的毛大帅,对当年跟随自己深入敌后征战的老伙计们,却也是日益不满。

    因为这些人太清楚他的底细了,过去并肩作战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如今每当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

    而且这些老家伙们,时不时的就不给自己面子,在一大帮听话孝顺的义子义孙面前,想起来就觉得有损自己的威严。

    而王辅等当年跟着毛文龙一起开创了东江镇的老人,比如杜贵、林茂春、沈世奎、陈继盛、曲承恩、严正中等人,自然不可能像后来投奔过来的毛承禄、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等人那样,甘做毛文龙的义子义孙,当然也绝不可能改姓毛。

    在毛文龙眼中,甚至是是朝廷的眼中,东江镇姓毛,是他毛文龙的自留地,但是王辅、杜贵、林茂春等老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面可不这么认为,毕竟东江镇的开创,可是他们一起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所以,当朝廷派出监军御史进入东江镇核查兵饷,不再对东江镇放任自流的时候,东江镇的非毛姓老将,都是持欢迎态度的。

    而这也正是陈继盛很痛快地就站到了监军御史的一边,跟着毛维张招兵买马,然后前往济州岛屯田练兵,开拓新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毛文龙对年轻的义子义孙门们的重用,自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非毛姓老将的私下不满,比如王辅、沈世奎、杜贵、曲承恩这几个人,但是不满归不满,除了东江镇,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因此,当朝廷选调将领到京师练兵的诏令传来,而毛文龙像撵走陈继盛一样,趁机把老将王辅推荐出去的时候,其实老将王辅自己的内心深处,反而也是松了一口气的,因此并无丝毫的抵触。

    毕竟东江镇再好,如今眼看着变成了毛家的,而他作为毛文龙发迹之前的战友,一把年纪,实在是弯不下腰、拉不下脸面,不可能像后来的毛承禄等人那样改姓毛,当他毛文龙的义子义孙。

    所以离开了东江镇,到了京师,见了皇帝以后,王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朝廷练兵的大事之中,表现的自然也是格外卖力。

    对于东江镇的那些内幕情况,崇祯皇帝从高时明的口中,了解得清清楚楚。

    如今的高时明,俨然已经成为王承恩、方正化之外,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内臣了。

    这个人表面上平平淡淡,但实际上却颇有手腕。且不说之前控制仪銮司,清洗锦衣卫时的表现,就说他到了藏龙卧虎、龙潭虎穴一般的东江镇,能够让已经专横跋扈惯了的毛文龙,至少在表面上服服帖帖,这就是个了不起的本事了。

    高时明从东江镇停留一个多月以后,乘船归来,并将东江镇各岛的情况,以及毛维张、陈继盛已经在济州岛登陆并已立营据守的情况,向皇帝做了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之后,深得皇帝信任的高时明,就再一次销声匿迹了。

    高时明销声匿迹的原因,自然是皇帝又交给了棘手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督理锦衣卫、东厂和刑部有关人员,分头赶往洛阳和济南两地,为即将到来的福王案、德王案做好相应的布控准备工作,同时作为皇帝的代表,协调三法司尽快为拖延已久的梃击案、红丸案定案。

    自从皇帝下旨重审梃击案、红丸案之后,内阁首辅李国鐠的主要精力,就投入到了这上面,特别是在刑部尚书乔允升到京上任之后,李国鐠、乔允升,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标、大理寺正卿刘宗周,这几个九卿级别的大臣,就把这两个历史疑案,正式提上了审理的日程。

    在刑部侍郎惠世扬、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东厂提督方正化等人的具体操办之下,这两个案子,很快就合成了一个案子,过去被模糊定性的梃击案、红丸案,如今在皇帝的推动下,被三法司非常明确地定性为谋逆案。

    然而这个谋逆案,越往深处查,却越是不好办了。

    要坐实当年梃击案的张差,并不是疯子误入东宫,而是对当时太子朱常洛的一次失败刺杀,以及后来红丸案中的李可灼、崔文升,不是粗心大意让让皇帝吃了不该吃的药,而是蓄意用毒药弑君谋逆,就一定要找出幕后的主使之人,找出会因此而得利之人。

    而这个人却是明摆着的,那就是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

    可是这个人,毕竟是宗室亲王啊,也是当今圣上的叔父,追不追究他的罪责,如何追究他的罪责,以及追究到什么程度合适,对内阁首辅李国镨等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然而福王如何定罪这个难题还没有结束,另一个难题,即德王如何治罪的问题紧接着又来了。

    现在的德王朱常洁已经年过五十,虽然过了知天命之年,但是却丝毫不知天理国法人伦为何物。

    崇祯皇帝下令王国兴亲自带人到济南调查他,最初是因为鹿善继、王则古在清理山东盐政的时候,发现德王府破坏盐法、私开盐场,并且私自伪造朝廷盐引,违禁贩卖私盐,从中谋取暴利,为了好好整顿山东盐务,必须请旨惩治德王府,砍掉德王府伸向山东盐业的那只手。

    鹿善继、王则古的本意,完全没有要治德王朱常洁于死地的意思,不过是想请皇帝下旨,告诫德王府,不要阻挠山东盐业整顿这件大事罢了。

    没想到的是,皇帝不这么想,很快就派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亲自带人前往济南坐镇调查,并广搜其罪证。

    这一下子,德王府就算是倒了大霉了,不仅很快就查实了德王伪造盐引、私开盐场等罪行,而且也还查出来一大堆烂糟糟事儿。

    犯法的就有这么几件,比如乱钱法、铸劣钱。按理说,明朝皇帝对于各地藩王还是给了很多特权的,其中铸私钱就是一项。

    作为藩王,你可以在领地内铸私钱,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铸造的私钱首先要奉大明正朔,比如天启通宝就是天启通宝,你铸造的私钱也得刻着天启通宝的字样,否则就算你是亲王,有私自铸钱的特权,那也不行。

    同时,你铸的私钱,含铜量只能比朝廷铸造的铜钱高,而不能比朝廷的低。

    这个德王却不这么看,他铸私钱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敛财,收购朝廷的铜钱,然后熔化,混上铅铁,然后铸成新钱,然后依仗着德王府的权势,在济南乃至山东境内强制流通,大搞强买强卖,而这种钱的含铜量,还不及朝廷发行铜钱的三分之一,不仅严重坏了朝廷的大明钱法,而且搞得济南多少商户家破人亡。

第一三零章 死有余辜() 
最犯忌讳的是,德王府还铸造了一批未奉大明正朔的铜钱,既不是天启通宝,也不是崇祯通宝,而是德藩铜元,作为赏赐王府下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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