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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章

超时空航班-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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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地效没有去过黄埔,为了力求谨慎,上网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结果……有说门票15元的,又有说完全免费开放的;有说要登记证件的,又有说不需要的;有说不许拍照的,但是网上却又有那么多内部景物照片……实在是让地效莫衷一是。

    为了省得麻烦,本文设定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有错失的地方,方家勿笑)

    在纪念馆前自拍合影——嗯,这个纪念馆题词还刚好是徐帅的题字,看着那个题字,陈政委感觉有些微妙——站在这80年前的建筑群前——好吧,黄埔军校本部在1938年的时候已经被日本人炸毁,现在看到的是解放后复制的——三个革命老前辈互相看了看,都觉得心情特异。

    “什么感觉?”最后,还是董老先开口问道。

    “该怎么说呢?”陈政委思索了一下,这才道,“感触良多,不过最大的想法还是:不知道孙先生到底出于什么考虑,才让那个人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并进而走上了中国第一人的位置——最后搞出来那么多事。”

    “如果抛开他反革命的立场,只看能力的话,孙先生的选择倒也不算差。”作为辛亥革命元老的董老似乎了解一些密辛,“建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培养革命军的中低层军官。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建军思路跟列强中相对落后和穷困的日本学习比较现实,再加上孙先生那个人对日本的态度和想法……所以选择一个留日学生来担任校长几乎是必然。”

    “那也可以选择蔡锷,或者蒋百里呀。”顾作霖开口道,“嗯,好吧,考虑到政治影响,也可以选何应钦啊。”

    “何婆婆?”董老愣了一下,笑了,“就那个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觉得像是当校长的料?别说校长了,你觉得,他是个当头的料?”

    想想自己这半个月来看到的何应钦以后几十年的表现,缓缓点头:“确实,那个家伙不像是能当一把手——这么说,常凯申当校长几乎是必然结果?”

    “孙先生手上没有别的人了……至少在他看来,没有更适合的人了。”董老看着那矮小的门坊,缓缓道。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2() 
缓缓行走在这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一路陟罚得失,臧否人物,倒颇有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感觉。三人要么是那些风云事件的鼓动者,要么是亲历者,最起码也是受影响者,说起各自当年在种种事件中的经历和所作所为,都不胜唏嘘,

    这样的交谈中自然少不了各种“干货”,比如董老偶尔会冒出“我记得那个时候某某人如何如何”,又或者顾作霖会来上一句,“我记得《申报》那时候刊登过一篇说这事儿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云云。

    这样的谈话不用说肯定会引起有心人注意——好在纪念馆里游人不多,就算偶尔有人听到,再看看三个人的装束气质,也只会以为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如果不是历史学大拿,那么怎么各种往事秘辛信手拈来?^…^)在给学生们授课,所以倒也没有人特别在意。

    直到来到了孙中山的铜像前……

    “不管怎么说,作为终结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人,孙先生对于中国革命的功绩,都不能抹煞。就算最后他把常凯申扶持上台,造成后来许多波折,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没有常凯申,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随时可以资助别的张凯申,李凯申——比如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汪精卫。”

    董老话说到这里,顾作霖,陈政委两人还没有表示同意,旁边忽然有人插嘴:“那么这位老先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人都聚集在孙大炮身边呢?”

    三人转头看去,原来是个小年轻,跟魏承恭差不多年纪,着装很干净很精神——嘛,这是顾作霖和陈政委的看法。而两人会有这样的评语则是因为旧时代的影响,在那个时代,基本上看一个人的穿着情况就能知道他的很多状况。

    相比之下,来到2017比较久,对这边世界更为了解的董老就不再有这个习惯了。

    听闻眼前这个小子称呼孙中山先生为“孙大炮”,顾作霖和陈政委还不觉得什么,两人对于孙中山没有多少了解,又亲眼目睹民国那个要死不活的样子,这一切让他们对民国的那个所谓“国父”都缺乏尊敬。

    而董老就微不可查的皱了皱眉。在接受了马列主义以后,特别是在来到2017这边,亲眼目睹了现代中国之后,虽然已经认识到孙中山主张的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过他毕竟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感情上,还是不能对昔日领导完全割舍。

    这里要说两句,董老追随孙中山,这个“追随”可不只是泛泛而论,而是担任相当的要职。1919年,他曾与张祝南代表鄂西靖国军赴武汉转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蔡济民被害的事实经过,并请求孙中山惩办元凶方化南、唐克明等人。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董老在同盟会的地位,不说是封疆大吏,起码是一军统帅。

    话扯远了。总之,听到面前这个小年轻对孙先生不礼貌,董老有些生气。以他的年龄身份和学识,其实不该跟一个小年轻一般见识的,不过这时候却忍不住想要反驳几句。

    “那么,按照这位小哥的想法,孙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董老问道。

    这是论战的技巧之一:被人反驳的时候,不要忙着怼回去,而是首先要确定对方的论点,然后才能设法或驳倒对方的观点,或证实己方的观点。如果茫茫然怼回去,那就像打仗的时候只守不攻——而且还守御得很笨拙——一样,除非你有着绝对优势的实力,否则是赢不了的。

    “哦,顺便一说,抛开政治观点,他的年龄起码比小哥大得多。所以即使出于礼貌,也应该称一声孙先生,是吧?”不等这个年轻人回答什么,董老又跟了这么一句话,明着是指责对方没有礼貌,暗里其实是剥夺对方的气势。

    对一个年轻人这样用心,我是不是有些太认真了。说完以后,董老又有些好笑。

    年轻人果然上套,虽然“哼”了一声,不过满满的气势果然就因此泄了,“孙大……孙中山么,说得好听点是个糊涂蛋兼软蛋,好心办坏事;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欺世盗名。”

    “怎么说?”董老还没有答话,顾作霖饶有兴致地问道。他对孙中山本人也没什么尊敬,听到有人黑,完全是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准备煽风点火。

    “难道不是么?”年轻人看来对历史是相当有研究,把孙中山嘴炮革命,临战先退,募捐圈钱,收集萝莉,跪舔日寇,出卖国家利益之类种种被网友总结出来的“黑历史”一一罗列出来。说到最后,咬牙切齿,就差没有高呼口号“打倒孙大炮”了。

    董老心道不妙。这小子着眼于孙先生的私德,这个东西没法验证,那就很难驳倒他了。这一点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验证过——比如章太炎怼孙先生的时候,孙先生也无法自辩,只能摆出一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做派。

    看来,自己能争到的最好结果也无非就是“各自存疑”而已。

    “小哥你说得这些都没有证据啊。”顾作霖在一边问道。他对孙中山并无什么感觉,听到有人黑孙,保持的心态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于是饶有兴致地诘问,或者说煽风点火。

    “谁说没有,这不有很多专着么?”这小哥看来很有些认死理,居然拿出手机,直接上网搜索“孙中山黑历史”。

    陈政委微微有些意外,看看那个年轻人拿着手机翻找资料,再看看手里的“相机”,越发感到一种不真实。

    “董老,你怎么看?”跟年轻人聊得够了,顾作霖看着董老,笑问道。

    “怕是起中山先生于地下,亦难自辩吧。”董老苦笑道,“也许是无可奈何,也许是阴差阳错……”看看那个依然愤愤的年轻人,还是艰难地说了一句,“……也许确有其事。

    不过我们这些没有实际经历过那些事,没有实际面对那些情况,也就无从知道孙先生当时的想法,以及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了。”

    看年轻人还想说什么,董老微微一笑,指了指一边的塑像底座:“年轻人,无论你怎么能说,都改变不了这上面铭刻的文字,不是么?”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3() 
谈天说地这种事情,只要不是话不投机,那就绝不会仅限于一个话题,就像那阙《临江仙》所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董老和年轻人他们显然不属于“话不投机”这个范畴,虽然年轻人刚刚才被董老一句话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于是两边结伴同行,同游纪念馆,一路走下来,也是一路山南水北,国共争端,中日战争谈论。会来参观这种纪念馆的年轻人,知识结构基本可以想象得到;董老他们的知识虽然不如这个年轻人广泛和系统,但是胜在精深,而且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掌握远远超过这个年轻人,这就能一眼看透很多历史事件的本质,还能把这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个是年轻人暂时做不到的。

    所以两边都对对方很是佩服——不但不是“话不投机”,简直成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留个号吧。”临别之际,年轻人请求道。

    陈政委和顾作霖面面相觑,就算是董老,对于如何使用微信,也还不是很熟。最后不得不让年轻人自己加了好友。

    “这个东西,究竟能干多少事情啊。”回去的路上,陈政委看着手里的智能手机感叹。

    “我到现在看到这边的人拿着这个付账买东西,都有一种好像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实现的错觉。”顾作霖也道,“才80年啊,世界就变得让人不认识了。”

    “抛开那些很方便的小用处,这东西主要还是个联络工具,”董老道,“虽然功能纷繁复杂,看上去强大无比,但是说到底,所有的功能无非都是联络方式,把持有者和朋友,和社会,和整个世界随时随地联系到一起——只是能把这样的工具做得这么小,让我们这些旧时代的人,很难想象罢了。”

    “很贵吧?”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东西在这边可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须品。你应该也看到了,这边的人,基本上人手一个。所以小魏也不得不给我们准备了一堆。”董老说着话,示意大家看人行道,时间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人行道上行人不少——边走路边玩手机的自然也很多。

    顺便一说,他们现在正在步行回家途中。此刻的公交车肯定挤得满满的,打的有些贵,他们舍不得花那个钱。于是三人边漫步边等车,准备在公交车上的人较少的时候,再上车。

    就当是游览广州市了。

    “我前两天看党史,上面说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民公社的奋斗目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看起来,这个目标好像有些太小了。”顾作霖抬起头来,看看高不可攀的摩天大楼,“不过,以后再跟老百姓宣传社会主义,心里倒是更有底了。”

    “嗯?此话怎讲?”陈政委愣了一下,“顾政委你该不会是在怀疑我们的宣传?”

    “就算本来有所怀疑,到了这边,看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建设成果,也不会怀疑了,对吧?”顾作霖对陈政委的话不以为意,“只是,陈政委你别告诉我,在我们那边,我们对老百姓,对部队的指战员宣传‘革命胜利后的生活’的时候,你心里不打鼓。”

    陈政委默然。作为政委,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抓部队的思想建设,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告诉战士们革命胜利以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本质上,这也是历史上所有造反者的根本策略:许诺给民众一种“好日子”,然后让民众为了实现这种“好日子”跟随着反抗当权者。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潜台词就是大家都可以当有权有钱人。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到张角的“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再到李自成的“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的“均田免粮”,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等等,莫不如此。区别只在于历代的造反者要么没有成功,要么在成功后找不到完成许诺的方法,或者干脆就是把许诺当放屁;而马列党不单找到了完成许诺的方法,且还实实在在去做了——而且做得不错。

    话题扯远了,总之,马列党要造反,也必须许诺给民众一个“好日子”,而且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这个“好日子”也应该有更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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