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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章

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2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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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哭了出来,声音之大,直冲霄汉。

    一代史学大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在狱中时还念念不忘编写的《后汉书》,给外甥侄子写信说:“《赞》是我的文思精华,没有一个字没有用处,这部书流行之后,理当有知音。自古以来,内容这么庞大,思考这么缜密,还从没有过!”

    性命危在旦夕,还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上心,着实苦涩。

    并非是他自负,《后汉书》的的确确是史学佳作,且名言警句颇多,诸如疾风知劲草、有志者事竟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等等等等。

    臧质是臧熹的儿子,也就是刘裕的侄子,与刘义隆是表兄弟,徐湛之是刘义隆的侄子,所以二人都平安无事。

    唯独范晔这个名副其实的局外人,偏偏成了谋反的罪魁祸首,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大批文豪级人物,但在政治上最得意的莫过范晔,而死得最离奇荒唐的也非他莫属。

    在他之后的人暂且不说,之前比较知名的像干宝(代表作《晋纪》《搜神记》)、陶潜(《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二人官位都没有范晔的高,陶潜甚至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借山隐居,但他和干宝都得以善终,且在民间的口碑很好。

    当然无论范晔的遭遇有多不堪,丝毫不影响《后汉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单凭这一作品,范晔也足以名垂青史。

    与其说谋反,不说是几个闲得蛋疼的人集体自杀,这些人死后,刘义康的心情当真是瞬间降到冰点。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谋,但既成了乱臣贼子打出的旗号,总是要为此付出代价,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刘义康的爵位,逮捕交付司法部定罪。

    12月13日,刘义隆下诏:“剥夺刘义康及其儿女的所有封爵,全家贬为平民,注销皇家户籍,押解安成郡软禁看管,由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郡长,率军防守。”

    沈邵是刘裕时代的名将沈林子的长子,与其弟沈璞,同受刘义隆的宠信,是此时吴兴沈氏的代表人物。

    刘义康在安成无事可做,只有读书度日,当读到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放下书本,叹息说:“原来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我竟不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应该。”

    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事件,当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黑白曲直,总是对当下的作为大有裨益。

    刘义康的话未必出自本尊,但毕竟发人深省。

    (本章完)

第375章 盖吴起义()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刘宋王朝一直处理不好君臣的关系,已然积重难返,北魏也有其麻烦。

    ********向来是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北方政权比汉人政权的问题更显突出,因为不同民族杂居,且各民族的数量都十分可观,直接导致国家凝聚力薄弱,尤其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且随着北魏国力的增强,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拓跋鲜卑一统北方之后,随着蛋糕越做越大,国内人民享受的福利就越来越多,但鲜卑人作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享受更多福利,而其他民族则获利有限,这种差异让许多人心生不满,只待时机成熟,包括汉人在内的非鲜卑人,总是会搞点什么事情出来。

    另一方面,因为北魏实行的零薪俸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鲜卑官员,无不贪赃枉法成性,尤其部分地方官肆意妄为,对辖区人民进行毫无底线的压榨,更让鲜卑人与其他民族的矛盾趋于白热化。

    常言说过犹不及,几十年后的孝文改革,让北魏全盘汉化,汉人地位迅速提高,那时本土的鲜卑人又不乐意了,矛盾仍旧难以调和,而且问题比此时更严重得多,直接导致北魏王朝的分裂和最终覆灭。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其实正是牛顿第三定律的变相,人民受压迫的同时,必然会有一股反压迫的力量施加在对方身上,当压迫的足够厉害,这股力量也就足够强大,公开较量就出现了。

    北魏民间一直有个传言,说的是:“灭魏者,吴。”

    这显然是汉人在背后造谣,幻想南方政权能渡江北上,一举消灭北魏,恢复西晋早期版图。

    不过刘义隆并没有完成此事的准备,倒是卢水匈奴人盖吴,对此事颇为上心,他认为这里的吴,指的并非吴地,而正是他自己盖吴。

    445年9月底,适逢北魏讨伐柔然失利不久,盖吴认为机会难得,在杏城聚众起兵,叛离北魏,于是各地受压迫的匈奴人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集结了十余万人。

    盖吴一面让同党赵绾到刘宋呈献降书,请求支援,一面开始不断扩张,壮大自身实力,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势力悄然诞生,在成功击杀长安防守副司令拓跋纥之后,更是成了拓跋焘的心腹大患。

    关中百姓已经历了太多战乱,唯恐再被这次祸乱殃及自身,除了少部分人加入到起义军的阵营,更多的则选择南下避祸,渡过渭水,逃入终南山。

    国内人心思变,拓跋焘对此事极为警惕,第一时间征调高平的敕勒骑兵部队前往长安,又让将军叔孙拔,统率并州、秦州、雍州三州的军队进驻渭水北岸。

    与此同时,盖吴派别动部队司令官白广平,向西劫掠新平、安定,又派一支军队,向东劫掠临晋以东地区,俨然一副大杀四方的气势。

    然而这些人毕竟只是庄稼汉,战斗力远不如北魏铁骑,与北魏政府军交手之后,死伤六万多人。

    虽然损失惨重,但丝毫不影响后来者的加入,河东蜀人薛永宗,很快也聚集部众响应盖吴,袭击闻喜地方政府。

    所谓河东蜀人,与美籍华人的概念差不多,即现居河东,但祖籍在巴蜀。河东薛氏大概是在三国之后由蜀地迁到河东,在多年经营下,已然成了当地一支庞大的家族势力,算得上是河东望族,也是中国境内的几大知名望族之一,虽没有东晋时期的王谢那么耀眼,但未来也会大放异彩。

    闻喜当地没有军队,因此当薛氏起兵,县长表现得有些手足无措,还是县民裴骏集结了大批乡间豪杰,齐心协力击退了薛永宗。

    薛永宗见好就收,知难就退,于是掉转枪头,带着老乡们向盖吴靠拢。

    拓跋焘得知这一动向,立即让薛谨的儿子薛拔,号召家乡族人,在黄河北岸兴筑营垒阵地,切断盖吴与薛永宗之间的交通线。

    薛谨是在刘裕时代投入北魏怀抱的,多年来不温不火,若非碰到族人叛乱,可能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拓跋焘试图以薛制薛,只是效果并不显著,以致后来不得不御驾亲征。

    11月15日,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立文武百官,与北魏政府彻底决裂。

    拓跋焘相当不爽,经过一番部署,于446年正月14日,亲率大军先行讨伐变民首领薛永宗。

    大军抵达东雍州,直逼薛永宗的大营,宰相崔浩进言道:“薛永宗不知陛下御驾亲征,军心一定松懈,现在趁北风强劲,应立即攻击,必能一击制胜。”

    拓跋焘同意,两天后便包围了薛永宗的大营,薛永宗战败之后,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自杀。

    薛永宗的族人薛安都,之前占领了弘农,得知拓跋焘亲征,且薛永宗已经兵败,自知无力对抗,果断放弃城池,南下投奔刘宋。

    薛安都是当世虎将,加盟刘宋对于刘义隆来说,当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刘义隆开始不觉,但惊喜就是因为在意外之时出现,才令人感觉赏心悦目。

    拓跋焘几乎片刻也不想停歇,解决了薛永宗,立刻朝着盖吴推进。

    正月17日,拓跋焘西渡黄河,抵达洛水桥,这时听说敌人驻屯在长安以北,认为渭河之北,田没有粮,野没有草,打算到渭河南岸,沿渭河向西。

    但当他把计划告诉崔浩,却并没有得到支持,崔浩说:“打蛇要先打头,头如果粉碎,尾巴就毫无力量。

    而今盖吴军营距离我们只有60里,用轻骑兵袭击,一天就可到达,一到就会把他击破。

    击破盖吴之后,再南下长安,不过一天路程,多一日行军,没有伤害,如果到渭河南岸,则盖吴必定会从容不迫地进入北山,短期内就不容易剿灭了。”

    这一次拓跋焘选择不接受,固执己见地沿渭河南岸,向长安进发。

    正月26日,拓跋焘抵达戏水,盖吴得到消息后,果断焚毁了粮草辎重,纷纷逃入北山,魏军徒劳无功,且毫无应对之法,拓跋焘不禁大为后悔。

    可惜后悔也不能做出任何改变,只能接受现状而已。

    2月2日,拓跋焘还是如期抵达长安,悔恨之下,在周至、陈仓、雍城等所经之地,下令凡是与盖吴互通消息的汉人和其他非鲜卑人,全部杀无赦。

    (本章完)

第376章 太武灭佛() 
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高潮,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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