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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7章

民国之文豪崛起-第5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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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卑职告退!”居亦侨吓得飞跑而去。

1027【周先生的明史初探】

    说起来很稀奇,《非攻》被停刊居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无数同行和读者对此早有预料,因为《人市》实在写得太黑暗了,而且毫不掩饰地谴责中央的军粮征购政策。于是没人站出来为周赫煊讨公道,求仁得仁而已,大家只是感慨以后不能再订购《非攻》了。

    《非攻》是战前创办的,周赫煊在这份杂志上撰写了近200篇评论文章。特别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日本政策的解读,属于近年来国人了解世界的首选资料,甚至老蒋侍从室还专门建立了相关研究小组。

    现在《非攻》不能再办下去,让无数读者失望之极。

    但周赫煊的那篇小说《人市》,由于写得极度尖锐,让人们对河南灾情的关注更上一层楼。各报纷纷派记者前往河南不说,民间团体也积极响应,西南各省的老百姓饿着肚子向河南捐款捐物。

    河南救灾委员会也顶不住舆论压力,开始全速远转起来至少表面上他们在全力赈灾。而陕西和河南边界的驻军,也不再拦截逃荒灾民,这让陕西省府官员天天臭骂周赫煊多事儿。

    多事的周赫煊,被禁足了。

    周公馆的两道大门,全天候都有卫兵看守。这些士兵来头不小,属于老蒋的外卫,就是平时负责帮老蒋看门开道的那些。

    只要周赫煊跨出自家大门,就会被卫兵拦住,然后非常恭敬的把他请回去。在周赫煊打了好几通骚扰电话后,老蒋终于松口,开恩允许周赫煊到江边去钓鱼。

    对于老蒋布置的读史任务,周赫煊也在认真执行,并且在1943年春节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沈万三之死明史探疑》。

    这天,常凯申刚刚看完前线战报,侍从秘书突然拿着论文进来说:“总座,这是周先生派人送来的读史心得。”

    常凯申一看标题就发火了,骂道:“混账,我让他了解东林党之祸,他却给我研究沈万三之死!”

    侍从秘书静立一旁,不敢言语。

    常凯申问:“这篇文章你看了吗?”

    侍从秘书说:“看过了。”

    常凯申又问:“周明诚认为沈万三是怎么死的?”

    “没说。”侍从秘书道。

    “那他还写什么沈万三之死?”常凯申颇为无语。

    侍从秘书道:“周先生认为《明史》关于沈万三的内容是胡乱编造的,朱元璋根本没有流放过沈万三。”

    自晚清以来,《明史》属于中国史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而且往往还跟革命联系到一起。既然要推翻满清暴政,那么就必须证明满清的非正义性,从而就要为朱家皇室正名。

    一直到抗战期间,《明史》依旧是热门学问。

    国统区的史学家研究《明史》,是总结明亡的教训。中华民国就如大明王朝,而日本侵略则如满清入关,以史为鉴,告诫国民政府如何修政爱民、如何抵御外寇。比如抗战之初,史学家们就以南明内讧为例子,呼吁应该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才能保卫国家。

    而沦陷区的史学家,则各种讴歌明末的民族英雄,靠打擦边球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当然,由于常凯申属于王阳明的信徒,此时也有一大堆专门研究弘治、正德两朝的明史学家。

    整个民国年间,明史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后世网友痛批东林党、质疑袁崇焕的论调,早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只不过袁崇焕依旧被认为是民族英雄,而东林党则变得臭名昭著。

    常凯申也是喜欢读史书的,特别是《明史》,毕竟他崇拜王阳明嘛。

    怒气消散之后,常凯申立即翻阅周赫煊的论文,居然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据《明史后妃传》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不详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这就是关于沈万三那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来源,因为沈万三出钱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还想要出钱犒劳军队,立即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惮。朱元璋本来想杀沈万三,遭马皇后一通劝谏,终于改为把沈万三流放云南。

    民间还附会出各种野史,比如什么聚宝盆啊,又比如沈万三在云南得道成仙啊,甚至在康熙年间还有人自称见到了沈万三。

    然而,周赫煊在文章里说,他收藏了一本乾隆年刻的《吴江县志》。据这本县志记载,沈万三在张士诚治下就已经死了,根本就不挨朱元璋的边儿,更不可能出钱帮朱元璋修城墙。

    《吴江县志》的史料来源是《吴江志》,而《吴江志》的编撰者又是沈万三的儿女亲家,几乎没有说谎的可能性。

    也即是说,沈万三是元朝人,生于元朝,死于元朝,跟大明朝没关系。他活着的时候,朱元璋也还没占领吴江。他所生活的地方由张士诚占据,而张士诚又跟朱元璋是死对头。若沈万三出钱帮朱元璋修城墙,那都不用朱元璋把他流放云南,他全家早就被张士诚给砍了。

    《吴江县志》在引用《吴江志》史料的时候,清朝的《明史》已经编完了。县志编撰者不敢推翻《明史》,更怕担麻烦,特地在后面注明详细情况,并说史料有误差,我也搞不清谁对谁错,只是引用前人资料而已。

    由此,周赫煊对《明史》的可信度提出质疑。《明史》的“马皇后传”都弄虚作假,谁知其他地方没假呢?接着周赫煊又引用《明实录》的资料,和《明史》进行前后对比,找出了多处恶意丑化明朝皇帝的内容。

    最扯淡的是关于朱厚照的记载,在《明实录》中,朱厚照英明神武、能征善战,对真正能干实事的大臣敬重有加,对大部分尸位素餐的官僚不屑一顾。而到了清朝编撰的《明史》中,朱厚照宠信奸宦,荒诞不羁,简直就是一等一的昏君。

    周赫煊交给常凯申的论文是特别加料版,他把老蒋比作明朝皇帝,虽然励精图治,却被一群贪官污吏所蒙蔽。还引用晚明赈灾的例子,来对比今日河南赈灾之贪污,希望老蒋能够严惩犯事官员。

    当然,对外刊载的论文没有这一段,而是多了些对沈万三生平的考据。

1028【闭门读书】

    1943年终于来临。

    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包括保卢斯元帅在内的九万德军被俘。

    2月11日,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

    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

    这年的春节刚过,大年初一那天,突然出现日食。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日偏食,东北地区甚至能看到日全食,不可避免的生出各种离奇传言。

    其中最受国人追捧的说法,是日本即将败亡太阳就代表日本嘛。

    周赫煊现在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明史研究上。他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老蒋这次显然动了真怒,若是到处乱跑,周公馆门口的士兵肯定敢对他开枪。

    但周赫煊并不后悔,《人市》中的所有情节都非随意编造,而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改编。《大公报》在河南共派有四名记者,发回来的消息周赫煊都看了,触目惊心,让周赫煊不吐不快。

    一月中旬,《大公报》刚刚复刊,就再度刊载了关于河南灾情的新闻。

    这次写文章的是战地记者张高峰,他详细描述了河南灾民吃毒草、吃干柴、吃白泥的情况,并披露了汤恩伯在河南的丑恶行径。在文章结尾,张高峰还引用了中央社的电文内容:“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之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评论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大公报》总编王云笙也是个不怕事儿的,在这篇新闻后面写社评道:“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呢?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于是乎,《大公报》又被停刊三日,记者张高峰更是被汤恩伯以“共党首领”的罪名逮捕。

    周赫煊给老蒋打了几个电话请求放人,但无济于事。

    直到数月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恩伯的部队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在混乱中重获自由。

    端木蕻良来到重庆,暂时住在周公馆,成了周赫煊的专职借书员。

    周赫煊既然要研究明史,以他自己的藏书肯定不够用,必须多方查找史料才行。抄书很好抄,但到了周赫煊的地位,越是抄书就越要谨慎。

    《明朝那些事儿》是不可能抄的,笔调太轻佻,而且主观色彩太浓郁。这本书只适合做历史科普文,把它当成史学专著是要惹人笑话的。民国时期已经有人搞历史科普了,而且极为成功,那就是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连太祖读了都对其大加赞誉。

    那么就只剩下《万历十五年》了。

    此书一经问世,便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在中国更是成为无数学者、作家、官员、企业家的案头必备书籍。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边,高育良办公室书架上就摆着一本《万历十五年》,高小凤也因读过《万历十五年》而受到高育良喜爱。

    但是,《万历十五年》虽然属于史著经典,但依旧有着难以掩饰的缺点。

    原作者黄仁宇在写书时非常认真,引用了各种史料。可惜这些史料的引用却不严肃,他只使用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一概摒弃,甚至掐头去尾、歪曲裁剪。

    比如对李贽的表述,黄仁宇先生把李贽评价海瑞的原话反着理解,对李贽赞扬寡妇守节的态度故意歪曲,对李贽评价蔡文姬的观点和李贽的哲学思想断章取义。

    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在意,但专业人士肯定要找茬。即便没人说什么,但只要周赫煊原封不动的抄出来,必然会误导读者对历史的理解。

    好在重庆的图书馆很多,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编译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都内迁来了。周赫煊每个星期让端木蕻良帮自己借几份资料,然后窝在周公馆慢慢研究,并思考着对《万历十五年》的修改。

    此时周赫煊书桌上摆着两本书,分别是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他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了,多亏了老蒋的变相软禁,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干二净。

    民国时期对明史的研究,30年代之前尚处于迷茫摸索阶段,但已经开始对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了。到了30年代之后,明史研究开始跟马克思主义、西方新史学理论相结合,深入探讨明朝的政权结构、阶级变动、赋税制度、工农经济等内容。

    说句不要脸的话,如今的明史研究专家,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周氏门徒,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学的。

    春节期间见到周赫煊那篇讨论沈万三的论文,无数明史学专家欢欣鼓舞,因为周先生终于也开始研究明史了。

    同样也得益于这些明史专家的研究,周赫煊现在找资料非常轻松,不断对《万历十五年》进行调整修改,但主题框架和其中的大历史思想没变。

    “爸,你写这些对国家有用吗?”周维烈趴在桌边问,他春节是回重庆过的,元宵节后就要前往昆明。

    周赫煊反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无用?”

    周维烈道:“就算你把历史写出花来,也不能让国家多收一粒粮食,不能为国家多造一枚炮弹,能有什么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周赫煊道。

    周维烈说:“那是对个人而言。”

    周赫煊说:“国家也是一样的。你以为抗战打成这样,就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不,是因为政府出了问题。政权结构不稳定,政策施行不得法,这些原因造成的内耗甚至比日寇对中国的破坏更加严重。我们研究历史,就是在总结古代政权的利弊。若当今政府能够扬长避短、择优而行,远比造几枚炮弹、种几斤粮食更有用处。”

    周维烈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懂。他抱着老爸的稿子看了一阵,对此毫无兴趣,除了海瑞和张居正以外,其他历史人物他都没听说过。

    “我还是去学数学吧。”周维烈说完就开溜。

1029【评古】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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