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九:两汉两罗马-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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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元390年的事，当时中国是东晋，忏悔的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这位被教会赠予“大帝”称号的君王堪称划时代人物：在他死后，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他生前，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两件事都意义重大。
基督教被定为国教，是在狄奥多西忏悔两年后，即公元392年。这时，距离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三百六十多年。这在历史上虽然不过弹指一挥，对于基督教来说却是天上人间。
变成“执政党”的基督教会迅速举起了大刀。第二年（公元393年），被教会控制的罗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时立法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它是当年希腊人献给众神之王宙斯的。
此后，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被陆续关闭，属于所谓“异教世界”的藏书不断流失，或被焚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宫，直到四五百年后才因为阿拉伯人重见天日，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西方史学界把公元393年称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八十多年后，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其实帝国早就该亡。这一点，从迁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只是坚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则，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合法地位。然而君士坦丁的倾向性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独尊地位。为此，他不惜动用国库为上帝大兴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没有罗马神殿。
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显的，动机却相当可疑。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君士坦丁有什么必要把自己从罗马人的皇帝变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许，目的在于改变授权主体。
前面说过，罗马，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执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政权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夺去。罗马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不少还死于非命，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想一人独裁又长治久安，就只能将授权主体从人变成神，即由“君权人授”变成“君权神授”。而且，多神教的神还不行，那会弄出众多的皇帝。犹太教也不行，他们的上帝只属于犹太人，罗马却是多民族的帝国。
基督教，成为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基督教会也十分欢迎这样一个皇帝。他们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过罗马皇帝，才能在人间得到实现，正如皇帝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授权。
皇帝和教会，一拍即合。
只不过，这笔买卖从君士坦丁谈到狄奥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达成。双方的愿望和交易，则十分类似于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你许我独尊，我许你独裁。
然而结果却不相同。儒家当真效忠了帝国，帝国却未必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相反，狄奥多西当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却并不许他独裁，反倒要他忏悔。
买卖，也并不总是公平的。
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要知道，罗马皇帝并不能直接跟上帝对话。按照当时的教规，神意只能通过主教来传达。皇帝以为笼络了主教就能靠拢上帝，哪晓得自己反倒从君主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