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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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范苦涩地说到：“但如果你不在了，死无对证，那么对方所说的一切，就都是谣言，你明白了吗？”
张弘正点了点头，他的心更是沉了下去。战败之后，领军主将本就面临处罚，如果再节外生枝，后果真是不可预料。但他也明白，张弘范所说的，也是宽慰的话，这恐怕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辈子他都将无法公开露面了。
张弘范拉着张弘正的手，叹息着说道：“弘正，委屈你了，我让张信在城里僻静的地方，先给你安顿下来，避人耳目，听听风声。你有事尽量晚上来，如果我找你，也会让张信去找你。你切切小心，万不可大意。”张弘正再次点点头，他的一生就此完全改变。
张弘范考虑的的确远比张弘正要多，他的危机感源于他知道，北元三大汉军世家，此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忽必烈的重臣、北元帝国书枢密院事、中书左丞董文炳于去年九月去世，汉军的三大世家，实际上是以董家为首的。而董文炳的去世，意味着在朝中他们少了一个主要的支柱。？山战败，更为这种情况雪上加霜。
汉军三大世家实际上也是有区别的，定兴的张家和永清的史氏关系要更密切一些。这一是因为在地理上双方位置较近，二是他们实际上都属于生活在辽帝国领土上、已经几百年的汉人，并没有宋人的背景。这也是北元帝国放心让他们领兵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则是永清的史氏在面临危机之时，张柔曾拔刀襄助，“真定武仙杀其帅史天倪，其弟天泽使来求援。柔遣骁将乔惟忠等率千余骑赴之，与仙战，败之。”所以，张家和史家联系更紧密。
而真定的董氏其实原先是北宋的遗民。这种细微的差别是导致他们在忽必烈建立元帝国后，行为上有些差异的另一个原因。
定兴的张家在北元帝国经历了两次危机，严格意义上讲，第二次危机才刚刚过去。假如再来第三次，整个家族很可能会有灭顶之灾，他们有责任、也必须把它掐掉在萌芽中。张弘范相信张弘正能明白这个道理。
张家的第一个危机发生在张柔身上，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孱赤台一夕暴死”之事。虽然张柔没有向任何人讲过孱赤台暴死的原因，而且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张弘范甚至都还没有出生，但作为父亲最看重的儿子，没有人比张弘范更了解事情的真相，因为他非常清楚父亲的武功。
作为当时北方最著名的汉人将领，张柔的武功无疑是很高的，“（元太宗）九年，……（张柔）复攻拔洪山寨，寨据山顶，四壁斗绝，柔肉薄而上，？其垒。”从这段记录中，我们能不能猜测张柔会轻功？真的不好说啊。
蒙古人当时对孱赤台的暴死，不可能没有怀疑，但怀疑归怀疑，只不过他们找不出证据，可是张柔却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蔡州之战他率五千jing锐攻城，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既然攻城，为什么蒙古军的其他部队没有配合与支援呢？反而要宋军前来为他解围？
为了消除蒙古帝国的怀疑，也为了家族的利益，张柔只能四处冲杀，彻底成为他们的工具。直到他找来另一个人，在这个人的帮助下，才算真正摆脱了这个危机，这个人就是他请来教导他孩子的北方大儒郝经，而郝经恰恰是后来忽必烈身边最重要的三个汉人谋臣之一。
当时间进入至元十六年六月，也就是宋景炎四年的六月时候，张弘范又收到了泉州的蒲寿庚被琼州水师劫掠的消息。他再度翻看了那份张弘正写下的记录，在盯着东所说的“现在我们是打不过你们，但以后呢？五年，十年，甚或二十年以后呢，还打不过你们吗？不见得吧？”和“二十年的时间朕能复国”这几句话看了很长时间之后，他写了三封信，分别派人送往大都和广南西路的史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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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汗位之途
（ ）至元十五年九月十三ri，当帝国书枢密院事、中书左丞董文炳最后一次睁开眼来时，他先看向床边上一个匣子，再看了看跪在床边，哭得像泪人似的儿子董士选，在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文武双全的名将，甚至后代有人称之为北元第一汉jian。但从更深的角度说，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不在他自己身上。
董家原先是北宋河北西路的真定府藁城人氏，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宋人，后来女真入侵又成为金人。董文炳的父亲董俊，也是为了保全家族投降北元，而且他还曾奉史格的父亲史天泽为帅。三大世家的关系够复杂的吧？董俊死于其后和金人的交战中，那年董文炳十六岁。
董家之所以后来超越了其它两家，更为忽必烈看重，首先是董文炳自身非常有才能；其次是更早的汉军元帅张柔、史天泽等人已经去世，这个时候，董文炳就算是老资格。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很早就跟随忽必烈，这是从老忽征讨大理开始的。
“世祖在潜？，癸丑秋，受命宪宗征南诏。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从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番，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踯躅道路，取死马肉续食，ri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厉，期必至军。会使者过，遇文炳，还言其状。时文炳弟文忠先从世祖军，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厩五马载糗粮迎文炳。既至，世祖壮其忠，且闵其劳，赐赉甚厚。有任使皆称旨，由是ri亲贵用事。”
董文炳深通为臣之道，他知道董家有宋人的背景，所以就更紧密地“团结”在忽必烈的周围，他一生做事极为谨慎。元军破临安，“宋宗室福王与芮赴京师，遍以重宝致诸贵人，文炳独却不受。及官录与芮家，具籍受宝者，惟文炳无名。伯颜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怀？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旧臣，忠勤朕所素知。’”
但正是由于宋人的背景，他宋人打宋人，所以后来才赢得了第一汉jian的名声。而张柔、史天泽等人，从祖先开始，就一直不属于宋人。在这个没有民族大义的年代，虽然也令人不舒服，公平地说，还是有点区别的。
站在皇宫里的忽必烈，闻听董文炳去世，忽然像又老了几岁。这是他最忠心耿耿地潜邸旧臣，也是他身边难得的、富有远见的人才。他抚摩着董士选送来的、他的大兄留给他的匣子，心中痛惜不已。
他打开匣子之后，看到里面有一张纸，那是董文炳给他的最后一份奏章，但上面只有一行字：“蒙古军南下，汉军北上。”看着这几个字，忽必烈的眼神更复杂了。
董文炳在追随忽必烈之前，曾经弃过藁城县令的官，他之所以后来追随忽必烈，其根本的原因，是老忽“汉化”了。而这个“汉化”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老忽登上帝位的过程。
在老忽被“汉化”的过程中，他的引路人，应该是另一个被汉化的原辽国人，耶律楚材。这个耶律楚材对蒙古帝国非常重要。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虽然经过他的整合，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但开始时，实际上还是一个部落国家。这里面的兄弟，除了会放牧，就只知道抢劫。周围的国家和地区讲难听点，就是他们的银行、仓库，时不时去抢一把。
他们这帮人又懂得什么治理国家？自己的部落还没有完全收拾利落，连文字都没有，开始的时候，经常用的还是畏兀尔文，其他的就更不要扯了。是耶律楚材，为他们这个武装抢劫团伙，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的规矩。
耶律楚材给蒙古人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他“教育”蒙古人，不要吃像太难看，要“文明”点地捞钱，也就是收税。
元史载：自太祖有事西域，仓禀府库无尺帛、斗粟。中使别迭等言：“汉人无益于国，宜空其地为牧场。”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益？”帝曰：“试为朕行之。”乃奏立十路徵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等，皆当时之选。因从容进说周孔之教，谓：“天下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之。”帝深然之。由是儒者渐获进用。三年，帝幸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银绢。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如此。”乃亲酌大觞赐之。即ri拜中书令，事无大小，一委楚材。
以前那帮人，因为根本就没有管理那些被占领土地的方法，所以从来就是只知道杀人、抢财物，强jian女人，然后将那地方整成荒芜人烟的白地。好点的，就是把哪里变成他们的牧场。是耶律楚材让他们开了眼。
这个事情发生在窝阔台为汗的时候，时间大约是在1231年。忽必烈一定知道、而且很可能亲眼目睹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因此，这应该是对老忽影响深远的一次“小学教育”。
留下那些南人让他们耕种、劳役，回头派个官来就能收钱、收粮、收绢，而且年年都能收，怪不得南边始终这么有钱，我靠，看来以前把那些人都杀了，是亏大发了。蒙古人恍然大悟，老忽更是悟道了，而且比他们悟得更彻底些。也就是因为他在其他蒙古人眼里，悟道悟得过了点，所以后来惹了一大堆麻烦。
正是耶律楚材的这个行为，加上以后他的劝说，才保下了不少北中国百姓的xing命。如果按照那个什么别迭所言：“汉人无益于国，宜空其地为牧场。”北方还有更多的人，将死在蒙古铁蹄之下。
但老忽那时候还是“小忽”，没见过什么世面，在这个过程中高低还是被忽悠了，因为上面引用的元史中还少了几句话。帝笑谓楚材曰：“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
耶律楚材这个被“汉”了的家伙，用“汉”的方法又谦虚了一下。这要是在汉人哪里，别人早就明白了：得，这过分谦虚，肯定隐藏着骄傲。
但听在当时的“小忽”耳朵里，他一定想到：“是啊，这个耶律楚材也就是学汉人儒生的，他一个旁门左道的第n代弟子都能弄成这样，那要是汉人来弄，岂不是弄得更好了，人家可是武学正宗。”从此，他就对儒生们有了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景仰之情。
等他的哥哥宪宗（蒙哥）即位，“诏漠南、汉地军国之事，悉听帝裁决，”他就求贤若渴，大肆聘请儒生，到处收罗人才。史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这个时候，邢州是他的封地，他手下的汉臣刘秉忠、张文谦向他进言：“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ri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为了慎重，也为了再度考察一下儒生的本领，于是，老忽就在哪里先搞了个改革实验。“以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轻徭薄赋，期年户增数倍。”
咱们后世的人都知道，个税少点，人多点，税基一大，总体收入还是增加。但老忽一看，正宗就是正宗，祖师爷就是祖师爷。光人头税都能一下多收好几倍，要是地方再大点，这还了得。“自是帝益以儒者为阿用。”他这样礼贤下士的姿态一摆，儒生们的立场，马上也就变了。
中国的儒生们有大义吗？当然有，这个大义就是维护儒家的道统。你是不是“夷狄”咱不管，就看你是不是施“汉法”。而“汉法”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你是否用儒生治国。
忽必烈重用儒生，儒生们自然投桃报李，也就大力支持忽必烈了。
张柔聘请的北方大儒郝经，在他早期的诗文里面，对蒙古人不乏大肆攻击，如“北方胡为来，掣箭飞砂石”，老百姓更应当“暗而陷（井）之”等等。而等到他被忽必烈招进王府，他就变了。在他所写的《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为从理论上阐明北元政权的“道统”，他明确指出：“今ri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这在儒学中叫什么，这叫“用夏变夷”。
“和平演变”的知识产权，不属于西方老外，因为我们的儒生早八百年就有了。他们不仅尽力影响忽必烈，而且后来，他们还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了老忽的第二代、太子真金身上，如果不是真金死的早，出现了意外，他们肯定成功了。西方的老外和咱们的儒生比，不行。
可是，无论如何，咱总觉得其中好象有点不对劲。生活在这块东亚土地上的人，仅仅就是由你们这些所谓的“士”和“儒”来代表吗？不见得吧？
有了儒生们理论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