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2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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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一章 附录
－－－－悲情的蜀汉英雄
在赤壁大战前的荆州争夺战中，刘表之子刘琮的投降，其实质，就是向曹操敞开了荆州的大门。1，在这种情况下，兵微将寡的刘备就只能南撤。
刘备南撤经过襄阳，孔明当时劝他夺，他却拒绝，很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不提双方实力上的差距（刘表的实力本就弱于曹操），在发生内乱的情况下，即使夺下了襄阳也很难守住。弄不好甚至还变成了困守孤城，陷入绝境。到时怕就只能指望江夏的刘琦来援了，而那个刘琦显然更不是曹操的对手。
这点我们看看宋末襄阳之战的整个过程，就可以推断出来。
所以，当时刘备的一句“吾不忍也”，颇似有点在“作秀”。
“不忍”可能真有，但更多的，怕是“不能”。
孔明劝刘备夺襄阳，应当是建立“人心向汉”的基础上，问题是他刚出茅庐，实际上远没有刘备对曹操的厉害认识更清醒。
这样讲的主要原因是：刘备不仅一直在与曹操直接相抗，而且他同样深入过曹营（关羽其实是“二进宫”），所以他不可能对曹操不了解。
这可不是在贬低孔明帅哥，俗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每个人既有长有短，也都有个成长的过程。
历史上的诸葛亮的确是天才，但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比周瑜要年轻。《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之言，不能完全当真。
刘备撤退的地点首先考虑江陵，而没有选择实际上应当更便捷的水路、顺汉水而下到江夏，与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汇合，除了史书上讲的“江陵有军实”外，江陵所处的位置同样应该有着非常重要的因素。1，
如果刘备撤到江陵，他就能背靠长江抵御曹军，同时和江夏的刘琦联合，不至于彻底被围困。这样，荆州要地三者有其二，他就仍能控制整个长江中部的水道。一则以后可以寻机夺回襄阳，二则将来还便于夺取四川。
刘备撤往江陵的过程还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在如此重要的关口，他仍能带着百姓一路走来，而没有抽身先行，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
只不过曹操真的非常厉害，他一听刘备退往该处，立刻亲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急行三百多里，在当阳长坂杀了这位“皇叔”一个措手不及。导致刘备只带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脱逃，最终只能退往夏口。
由此，变成了曹操控制了长江中部的上游，并顺流而下。
此举固然使刘备面临着灭顶之灾，同时也威胁到了江东。其结果就是，孙、刘两家联手，赤壁大战爆发。
而赤壁大战后的最终结局，是曹操仍占襄阳、刘备得到了江陵、孙权控制了江夏，荆州要地三方各有其一。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此在荆州地区初步形成。
但这个鼎立的局面实际上非常脆弱，这主要在孙权。因为孙权的江东此时受到了两面压制，一个是来自两淮的曹军，另一个是地处上游的刘备，这就让孙权始终对上游的荆州非常敏感。
刘备的失误是他和关羽都没有完全贯彻孔明“与孙权结好”的主张，屡有冲突，而孙权又由于上游被别人控制，心中始终存有疑虑。因此，在关羽攻樊城时，他就背后下了手，导致关羽败走麦城。
事实上，关羽攻樊城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打破三方于荆州的平衡，它不可能不引起孙权的关注。一旦关羽荆州要地有其二，那么，最后一个江夏就很难在以后保住。
从这点上来讲，孙权为了他的江东而偷袭关羽，同样也是不得不为之。可这就让蜀汉彻底丧失了荆州，同时也让刘备和诸葛亮在以后成了悲情人物。
蜀汉拿下汉中以后还不到两年，孔明当初预言的“天下有变”就发生：
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篡位。
刘备的这一生，是他、包括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认为，他终将成为另一个中兴汉室的汉光武。而且此时不能不说，他最后、也是最大的机会终于出现。
可到了这个时候，荆州的重要性更愈发显现出来。因为即使过去再不清楚，在经过汉中的争夺后，“蜀道难”必然会为刘备和孔明实地所知。它显然不利于大军出川的行动，更不要说别人还有防备。
但恰恰就是在这最重要的时刻，荆州却于上一年丢失。
刘备攻东吴的行动，是他实在不能忍了。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因为他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他聚众出川，沿江而下，不仅要夺回荆州，甚至想要灭掉孙权。
他不可能没有这样想法：即使他夺回荆州，以孙权的行径，当他北伐之时，难保东吴不再度在背后戳一刀。
诸葛亮为什么没有劝刘备？这是由于他同样知道，这对刘备、乃至于整个蜀汉政权来说，都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他不仅劝不住刘备，也不能劝。因为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来自于他当年的谋划。
可刘备再度犯下大错，他在夷陵的失败，使他自己，甚至是整个蜀汉彻底丧失了最后这个机会。
当刘备不回成都，而是停留在高高的白帝城时，他眼中遥望的是荆州，胸中更少不得充满着一种“恨”。
这个“恨”，孙权是知道的，因为他不仅毁了刘备最后的机会，而且还等于是毁了刘备的一生。所以，尽管他已经打败了刘备，可他仍“惧”。
“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
只不过到了这时，刘备即使再“恨”，他也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因此他“许之”。
夷陵战后不到一年，刘备的生命就已到了尽头。
当他再见到孔明时，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或许并非是一种拉拢之言，而是真心的敬佩。因为这个人在十多年前预言的事全都一一实现，但机会却毁于自己手中。
在他的看法中，如果有谁能最终替自己实现曾经梦想，也只有面前的这个人了。
他告诉诸葛亮：“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同时还告诫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也许并不像后人所猜测那样，有着那么多所谓的帝王用心，而是要为他的丞相扫清所有的障碍。因为无论他、还是孔明，其实都明白，兴复汉室最好的时机已经失去，以后只会变得愈来愈渺茫。
“士为知己者死”的孔明不可能推脱这个担子，但他的悲情也就此注定。
当五丈原上的大星陨落之时，或许令世人扼腕的，是它消散着曾经的汉帝国最后一缕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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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一章荆襄上
东站在鄂州的城上，心中很是有点汹涌澎湃。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在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千年之前曾经上演了三国鼎立的大戏。
遥想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再看看眼前，怕是兄弟您难免会有点“今ri兄弟我来也”的豪意。
或许这种遥望，对后人来说，就是在遥望我们古老、漫长的历史。
东极目所在，不自禁喃喃语道：“荆襄，实为国之重地啊。”
听到他的所言，边上的陈羍应声接道：
“陛下慧目。荆襄得安，朝廷的东南之地方能真正为安。”
东转过脸来看了这位夫子一眼，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缓缓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湣鸷芩嬉獾匚实溃�
“陈爱卿，若朝廷将来以鄂州为都，您以为如何？”
陈羍大吃一惊。
因为他同样了解，国都的迁移，势必将引起整个天下的震动。这件事实际上太大了，“官家”虽是在“随意”一问，可他是决不能随随便便就回答的。
从内心里讲，陈羍其实并不认可广州是行朝最佳的驻跸之所。毕竟这时代的岭南还属于蛮荒落后之地，而且显得过于偏远。如果让他来选择，他还是更倾向于临安。但禁军收复东南之地后，行朝却始终没有迁回的动向，这显然是另有考虑。只不过这个“考虑”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
他迅速瞟了一眼边上的张世杰和茅湘，却发现这两人的神se均不变。
心中微微一动，略微想了想，他回道：“陛下，朝廷以鄂州为都，未尝不可，但眼下实还未宜。臣以为，此事恐还需要多加计议。”
闻言，东点了点头。他笑了笑，接着说道：
“在朕看来，如果以鄂州为都，它理应是一个大的国都，不仅包括鄂州，且还应将对面的汉阳之地都包含在内。”
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啊。这次不仅陈羍，就是张世杰和茅湘都神情微微一变。
可在某人的概念里，后世的武汉就是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组成。
身为地方官员的陈羍并不知道两件事：
这第一件，是自宋军即将舀下东南之地开始，行朝内部一直有一种呼声：朝廷应复国临安。但这个提议屡屡遭到了帝国陛下的断然否决。
而由此引发的第二件事实际上在眼下都仍少有人知，那就是参谋院曾接到陛下的密旨：“从兵部的角度评估建康和鄂州两地为国都的优劣。（全文字小说）”
接到这个旨意，参谋院的人同样极为震惊。这自然是由于，所有的人过去都曾想当然地认为：行朝终究会复国临安。这也是当初苏刘义东下、临别之前特意私下里询问陛下的原因。
可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他们的梦想，却绝不是某人的理想。
从另一方面来说，看到这样的旨意，即使是兵部他们当中仍有疑虑之人，此时对帝国陛下的“野心”也毫不怀疑了。因为“国都”的前移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处于战时的朝廷，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
东下这个旨意，其实是他内心里同样也在权衡和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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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过去通常要考虑地理上因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所在的城市职能怕都需要重新合理的定位。
因为“国都”的重要，首先是来自于它国家行政和政治上的核心地位。一般来讲，伴随着这个地位，它往往又会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制造、贸易、金融、教育、科研、甚至是娱乐、传媒、体育等方面的中心。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赋予了远超其它地方或城市更多的职能。
这种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没有外部环境的变化，仍然会让一个城市不堪重负。其原因就是，一个城市具有的职能越多，它所集中、或需要的人口就越多，承担的压力自然很大。
从媒体报道上可知，后世共和国的首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拥堵”、城市环境恶化、水资源缺乏、房价、物价的飞涨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与城市定位分不开的。
“迁都”是一个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而且历史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国都。
当然，在有些人的看法里，这是一种“国本”的动摇。
但无论迁不迁，更重要的，恐怕是将来要重新合理地对它进行定位。也就是不要赋予它太多的城市职能。
因为只有城市的定位改变、职能被分流，才能改变人员、至少是外来人员的流向。否则“漂”一族的规模不仅不会减少，将来还是会“漂”来，所有的问题仍然会重复。
事实上，“国都”的首要职能是它作为国家的行政、政治中心，其它方面并非一定要理所当然的往“中心”上靠，完全可以向其它地方分流。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让更多的其它地方得到发展，且还可以使地域之间的分工趋向更合理。
在这点上，美国的做法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他们的首都华盛顿就只是一个行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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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的内心里面，临安、甚至广州都被他排除在未来“国都”名单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太偏，不利于将来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而且在这时代面临外敌、尤其是北方来敌，还易于造成“偏安”。
由于后世的因素，本来他颇倾向于以建康、即后世南京的为都。但经反复考虑后他又觉得，综合另一个时空中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建康未必是一个理想之地。
这里面重要的原因是：建康仍然偏处于长江下游，以它为都，经济上的好处是显然的，但从整个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南方的角度来看，不利于全局的掌控。
鄂州地处长江中部，以它为都，一可加强对上游四川的控制，二则很方便地将影响力延伸到长江下游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