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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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对童年或故土的追寻注定徒劳一场，但这一文类更戏剧化地显现了写实主义在目的和实践之间的失衡。就像现实中的家园从来不同于回忆中的样子——尤其不同于乡土作家情愿记忆的样子，写实文本注定暴露出现实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原该如此”却“竟然如此”的失落感。
我因此提议，我们讨论乡土写实小说的重点不只是乡愁，而是“想象的乡愁”，而非乡愁。想象的意义在于，乡愁并不是乡土文学的果，而是其“缺席的因”（absent cause）；乡愁既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文学主题，取决于多重文学与非文学因素。既然“真正”的原乡一去不返，或可望而不可及，乡土文学就总以慢了一步的书写形式出现；很反讽的，乡土作家却从描写“失去”，得到写作的理由。必须强调的是，我并不否认每位乡土作家个人经验的特殊性。但我更有兴趣探讨作家如何在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把故土家园的所在等同于“时间”、“历史”和“写作”的起源。想象的乡愁因此质疑潜在乡愁观念之下的本体论预设，并督促我们考察那奉原乡之名而行的文本内外的动力。
《湘行散记》与《湘西》
一九一七年，沈从文随家人离开故乡凤凰。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他在八月间决定参加军阀部队，从而迈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此后五年中，他跟随部队辗转于湘川黔的许多地方。他的军旅生涯充满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恐怖，殊不知这些经验将会为他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一九二二年，沈从文来到北京，直至一九三四年才又重返故乡。一九三七年，他在去西南的路上，也曾短暂回乡（7）。两次还乡经验使沈从文悲喜交集。他震惊于自己曾熟悉的山川美丽如昔，但也为新旧价值的互相冲突而黯然神伤。这种冲突尤其体现在湘西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地方传说逸闻仍然令沈痴迷，但他却也禁不住注意到，由于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侵入，传奇里的桃花源正急速地衰败。
沈从文两次还乡的产物是两本小说，《边城》（一九三四）和《长河》（一九四三），两本游记《湘行散记》（一九三六）和《湘西》（一九三八），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边城》和《长河》久已被誉为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但如果不参考沈的《湘行散记》和《湘西》，我们对于这两本小说的解读便难以完全。批评家传统上把这两册游记归入另一不同的文类。但有鉴于沈从文在其中装点了从地名指南、传记传说、趣闻掌故以及抒情散文等不同的叙事形式，而且写作时间与小说平行，我们就应该关注游记和小说之间形成的互文关系。两者互为补充，致使沈从文的原乡想象真正地复杂起来。
各版《湘行散记》书影
《湘行散记》和《湘西》展示了理想中“透明”的写实叙事。两部作品细腻地介绍自然与人文景观，提供种种传记方志讯息，并且全力辩证一般人云亦云的迷思和误解，务求将湘西的真实原貌揭示出来。但细读之下，我们发现两部作品中包含了明显的互文指涉，延伸并戏仿着沈从文所遵循的还乡写作的传统。首先，《湘行散记》可与陶潜的《桃花源记》并读，后者是中国乌托邦的终极文本。沈从文的还乡之旅，微妙地对应古代渔人缘溪而行、探访桃花源的路径；他对于文化地理的（再）发现和文学乌托邦的神话相辅相成。但沈从文不无自嘲地发现，不论是地理还是文本的原乡都已此路不通；要重回桃花源，他必须另寻入口。
《湘行散记》书影
《湘行散记》开篇写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还乡之旅中与一个老朋友的重逢。这位老朋友总戴一顶水獭皮帽子，其人在当地名声孟浪，原因在于他的流氓习气和招蜂引蝶的习惯，以及颇为反讽的，还在于他赏玩字画古董的癖好。对于沈从文，这位朋友“也可以说是一个‘渔人’，因为他的头上，戴得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却很能引起一些年青娘儿们注意的”（8）。这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擅长”寻觅的“桃花源”不在远山之中，而在女人的身体上，正如这一章结尾处这个朋友讲的荤俗笑话所示。与如此一位朋友、一九三〇年代的“渔人”结伴同往著名的桃源县，沈从文“想起国内无数中学生，在国文班上很认真地读陶靖节《桃花源记》情形”（9），仅觉得十分好笑。
通过把陶潜原文的关键句子粗俗化，沈从文祛除了古代乌托邦故事的神秘因素。在他眼中，当代的桃源绝非福地。拥塞其间的是烟贩子、水手、小军阀、腐败官僚和妓女，战争威胁、权力斗争和社会不公的印记随处可见。“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10）对于那些爱好风雅的游客，“桃花源”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他们携一册陶潜诗集来此访幽探胜；他们写几首陈词滥调的旧诗，与妓女讨价还价之后与之过夜，就算是完成了朝圣之行。这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个桃源（11）。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那个流传至今的“疯疯癫癫的楚逐臣”（12）屈原的哀歌；当地无休无止的骚乱以及紧随其后的屠杀；最近五个矿工反抗军官的叛乱等等，这一切都见证了眼前社会与政治的混乱。
沈从文的嘲讽也延及自身。如果他的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可被视为《桃花源记》里的渔人，那么沈从文又是何人呢？我们马上联想到的，当是武陵太守和隐士刘子骥。在陶潜原文中，两人都徒劳地想要探寻桃源之径。然而，沈从文真可比作太守和刘子骥吗？我们或许记得《桃花源记》的结尾：“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13）沈从文必然感到现代“问津者”所带来的一刀双刃的反讽效果：无论他如何嘲讽他人，他自己不也是在古代传说中的神话路径上启程旅行着？而从一开始，他的旅行就注定要归于失望，这一点千百年前的陶潜就已写到了。
《湘行散记》中隐含的反讽还及于另一层面。沈从文的故乡在湘西，他因而也算得上是“桃花源”的居民。离家十七年后，他现在重返生长之地，却发现他喜爱的事物都不复存在。他虽生长于斯，却已被神秘的乌托邦拒之门外。“我已来到我故事中的空气里了，我有点儿痴。环境空气，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实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14）沈从文努力让我们去看山川的秀美，乡民身上所散发的神性。然而，他越美化湘西，却暴露了他与自己情感所系的环境间的疏离。李欧梵指出，沈从文“并未逞其所愿，完全浸情于故乡山水，因为离乡多年，他已经或多或少成了外乡人”（15）。他已成为被动的看客，对于事实上陌生的环境无能为力。有许多次，他想要接近那些乡民，或施以帮助，或为其声援，然而，“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16）
沈从文无法再现故乡原有或应有的完整形象，充其量只能呈现一些“散记”，即所见所闻的散落印象。他只能在偶逢的一人一景中见证往昔黄金时代的吉光片羽。在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他企图另辟蹊径，探讨重新叩访探访乌托邦的可能，但他的运气并未好过陶潜笔下的渔人。
除了湘西田野风光的声色之外，沈从文最喜欢描绘的是下层人民：一个年轻水手不怕麻烦地与一个“已婚”妓女相爱；一个旧日战友把一生奉给一个沈从文也曾喜爱的女孩子；一个“野孩子”不要沈从文在上海给他设计的文明前途，还乡后恢复了满身活力；一个七十岁的纤夫神情坚毅，让沈从文联想到托尔斯泰；一个当地矿工发起暴动，反抗军阀，最后英雄般地死去。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沈从文对这些人物的爱慕，但以寻常标准判断，这些人并非桃花源的理想居民。要想象沈从文那样欣赏他们的“神性”，作家或读者需要特别的感知力，以“发潜德之幽光”。当桃花源已经失落，我们也只能从这些“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残存的品德、山川河流的依稀印象，黄金时代的夕光余照，来捕捉、参详昔日的世界，并想象重构的可能。
沈从文此处形成的是一种零余（residue）和散落（fragment）的美学。这种美学不仅对《湘行散记》，甚至对于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来说，都至关重要（17）。余落的意象有着提喻的功效，暗示出总体原应有的样子，以及总体的消失或不可企及。因此当沈从文转向单个的场景、人物或瞬间，他是在运用一种独特的赏鉴方法，从片段启动对事物的整体想象。这些散落的意象和零余的残迹尽管微不足道，却皆可成为自足的符号；与其说它们作为局部鉴证了外部的大千世界，不如说它们仅仅彰显了作家自我构想的美好景致。就此而言，散落意象恰是作家的想象力捕捉现实的道具。
然而，尽管触发了对于失落乌托邦的追思，沈从文的“散记”毕竟无法再拼合完好无缺的整体。沈从文愈是努力地想要从庞杂的当下事物中离析出往昔的珍贵线索，他就愈加强烈地感受到零余和散落的悲哀。《湘行散记》每一篇或许都优美有趣，但也都提醒我们“散记”本身的不完整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失落感——黄金时代的缺失，纯真、秩序、充沛意义的缺失。这两种趋势构成自相悖反的逻辑，召唤又摈绝了“桃花源”的向往；也因此，我们更能体会乡土文学的“模拟”（verisimilitude）原则是如何充满自我辩证性。
回到我对《湘行散记》和《桃花源记》的对照阅读。我认为，尽管沈从文操作一种反讽修辞，他毕竟延伸了陶潜对于理想乌托邦的文本探寻。作为《桃花源记》的又一对话回应，《湘行散记》恰如其分地保持首尾两端的开放。沈的作品是《桃花源记》千百年后又一“附记”或“余话”；而我们记得《桃花源记》本身就是对一个乌有之邦的后见之明；另一方面，《散记》也预告寻找桃源的努力不会就此告终，所以又成为开启后之来者的一个起点。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沈从文表明桃花源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或重现的历史因由，但与此同时，他也不露痕迹地肯定了想象和书写高于现实经验和感知的优越性。在现实陷落——或从来就不完整——的时间之流里，书写提供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救赎。以此沈从文再度验证了一千六百年前陶渊明“纸上文章”的意义。
沈从文写作《湘西》时怀有一个明确目的：说出湘西的“真相”——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这部作品由一组类似方志的文章结集而成，缺乏明显的一致结构。而就补充官方文字之不确、不足的动机而言，它与《湘行散记》颇多相似之处。但两部作品又有明显不同。《湘行散记》含有内在的戏剧性，讲述故乡之子的还乡之旅，以及对故园变迁的悲叹。《湘西》则更像探险故事，旨在破解萦绕着外乡人（甚至沈本人）对湘西的神秘迷思。尽管我们通常不把《湘西》当作小说来读，而视之为沈从文对家乡的史地纪实，我们却仍可在这部作品中看出沈经营写实论述的尝试。如果说《湘行散记》的书写延伸了桃花源神话的遥想与失落，那么《湘西》则尝试深入“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窥其中究竟。
《湘西》书影
在《湘西》的引子中，沈从文用嘲讽语气罗列了外乡人对这个地区常有的各种偏见。“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18）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湘西正是冒险家猎奇之地。但湘西也是旅行者神往之处：桃源县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人们说不定在那里会撞上汉代以前的好客遗民；另一方面，辰州以出产辰砂、辰州符和活死人而闻名天下。“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19）总之，“地方文化水平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20）
沈从文努力要辨明这些印象的错误；它们都是基于传统上的误解和无知。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沈从文作为向导，引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秘区域，从理性角度来解释它的“奇风异俗”。我们的旅行始于常德，它是沅水边上的一个大码头，也是进入湘西广大地区的门户。继而我们溯江南下，进入酉水和辰河等支流。我们沿河而行，探访码头村镇，了解它�
